基于2011—2021年中国30个省（区、市）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数字经济对低碳全要素生产率的直接影响，并从产业结构升级视角探究其作用机制。研究表明：数字经济显著促进了低碳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并且这种促进效应随着低碳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而不断增强，总体上中国不存在数字经济的“生产率悖论”。机制检验显示数字经济可以通过推动产业结构高级化、工业结构升级和服务业结构升级，进而提升低碳全要素生产率。异质性检验表明数字经济对低碳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效应在中部地区最强，东部地区次之，但是在西部和东北地区并不显著。进一步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对邻近省份的低碳全要素生产率存在显著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低碳全要素生产率存在明显的绝对和条件收敛特征，数字经济可能会促进区域低碳全要素生产率发散。

以高水平双向投资获取全球技术溢出和资源要素，是高技术产业创新发展进而培育新质生产力的重要路径。本文在剖析双向外商直接投资（简称双向FDI）高水平协调内涵及其与新质生产力的内在联系基础上，使用2003—2021年全国省级高技术产业面板数据，实证检验双向FDI高水平协调的创新效应。研究发现：（1）中国实际使用外商直接投资（IFDI）和中国对外直接投资（OFDI）存在积极的互促效应和互补效应，二者协调发展显著促进了高技术产业创新，该结论在稳健性与内生性检验中依然成立；（2）机制分析发现，双向FDI高水平协调主要通过双向技术溢出机制和资源优化配置机制促进高技术产业创新，这与新质生产力的催生机制高度统一；（3）区域异质性研究发现，该创新效应在东部地区、南方地区正向显著，在中西部地区、北方地区没有显著影响。研究结论在高技术产业层面证实了高水平双向开放对新质生产力的催生作用，为各地区因地制宜实施开放性创新策略和发展新质生产力提供了政策启示。

推动公共数据开放共享对于激活市场主体活力、优化创业者的创业决策至关重要。本文基于2007—2021年县域面板数据，以中国省级政府陆续开通公共数据开放平台为准自然实验，运用多期双重差分模型实证检验数据要素开放共享对县域创业活跃度的影响。研究发现：数据要素开放共享能够提升县域内创业活跃程度；机制检验发现，数据要素开放共享主要通过优化营商环境、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以及挖掘消费需求潜力间接驱动县域创业活跃度；进一步分析发现，数据要素开放共享的创业驱动效应在服务业创业以及中西部、贫困县、人口空心化程度高的县域表现更明显，并且受到数字化发展环境正向调节机制；此外，数据要素开放共享还可以持续提升创业质量。研究结论有助于从数据要素视角拓展对激活县域创业、稳定就业的认识，并为政府自上而下开放公共数据资源、释放数据要素价值提供政策参考。

以2008—2022年中国A股上市制造企业为研究对象，实证分析了人工智能对制造业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影响。研究发现：人工智能提高了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可以成为制造业新质生产力发展的直接动能，此结论经过多重稳健性检验后仍成立。机制分析表明，人工智能以创新能力升级、劳动力学历和技能结构优化以及供应链内部效率提升为主要渠道，释放其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正向效应。异质性分析发现，国有、大规模、劳动密集和有信息技术背景的高管团队等企业特征，高技术和技术更迭速度快等行业特征，以及更完善的知识产权保护环境等是人工智能创造更高生产率的重要条件。拓展性分析验证了人工智能还可以提升制造企业的经济价值、生态价值和社会价值。为此，应积极开展“人工智能+”行动，发挥企业创新主体作用，保障智能要素供应，完善融合的“硬设施”和“软环境”等，使人工智能为制造业新质生产力发展蓄势赋能。

利用熵权TOPSIS法对2013—2022年中国农业农村新质生产力水平进行测度，并利用Dagum基尼系数法、空间相关性分析法和系统GMM法细致探析中国农业农村新质生产力水平测度的时空演化趋势及影响因素。研究发现：考察期内中国农业农村新质生产力水平整体呈现稳步上升趋势，但存在不平衡、不稳定现象。分地区而言，东部地区农业农村新质生产力水平最高，中部和东北部地区次之，西部地区最低；分省份而言，中国各省份农业农村新质生产力水平存在显著差距。中国农业农村新质生产力水平存在较强空间正相关性。中国农业农村新质生产力水平的总体差异不断降低，且地区间差异是造成总体差异的主要原因。经济发展水平、城镇化水平、科技创新水平、财政支农力度等因素均能够提升中国农业农村新质生产力水平。据此，提出完善农业农村新质生产力发展体系、健全差异化农业农村生产机制、统筹优化农业农村生产资源举措，为中国农业农村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参考。

“宽带中国”战略旨在提升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水平，为数字经济发展提供坚实基础，而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已经成为企业数字技术创新的基础支撑。为了检验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对企业数字技术创新能力的影响，本文利用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财务数据，以“宽带中国”战略为准自然实验，构建多期双重差分模型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确实可以有效促进企业数字技术创新；其作用机制主要通过企业内部和外部路径实现，即数字基础设施建设能有效促进企业外部的数字金融发展以及企业内部的数字化转型。另外，研究显示企业内部的数字技术创新速度越快，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的促进效应越显著；同时，反映企业外部数字化环境的国家大数据综合试验区与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在促进企业数字技术创新方面具有“互补效应”。

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融合将推动技术革新和产业结构升级，成为助力低碳发展目标的新动力。通过构建一个理论模型，将数实融合对碳排放强度的影响分解为技术效应和结构效应。本文基于2011—2021年中国286个城市的面板数据，利用熵值法度量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的综合发展水平，再利用耦合评价模型量化数实融合程度，并构建双向固定效应模型探究数实融合对碳排放强度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实融合显著降低了碳排放强度，该结论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机制分析表明，数实融合推动了绿色技术在内的技术创新，促进了产业结构升级，从而降低了碳排放强度。此外，环境规制强度大的城市和资源型城市能够从数实融合中获得更大的碳减排效益。研究结论为中国推进数实融合、探索现代化低碳转型新路径提供了经验事实与政策参考。

包容性绿色增长是促进共同富裕的重要手段。本文在数据包络分析框架下，将城乡收入差距和环境污染纳入包容性绿色TFP的测度中，利用QAP方法考察数字经济对包容性绿色增长地区差距的影响。研究发现：样本考察期，数字经济的均衡发展显著缩小包容性绿色增长的地区差距；其中，数字产业发展及数字技术创新对包容性绿色增长的地区差距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数字基础设施对包容性绿色增长的地区差距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异质性分析发现：东部地区及南方地区数字经济的均衡发展显著缩小包容性绿色增长的地区差距；以城市群划分，优化提升类及发展壮大类城市群的数字经济均衡发展对包容性绿色增长地区差距缩小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以城市经济水平划分，四线城市数字经济的均衡发展显著缩小了包容性绿色增长的地区差距。上述研究，对于“十四五”时期推动数字经济区域协调，缩小包容性绿色增长的地区差距以及共同富裕的实现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本文以2011—2021年省域和城市面板数据为依据，先构建了“物质—精神—生态”三维系统的共同富裕评价体系并利用熵权法对其进行了测算，再运用静态面板模型、工具变量估计等实证考察了数字经济空间集聚结构对共同富裕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1）东部地区共同富裕水平与数字经济多中心水平相较于中西部地区更高；（2）数字经济单中心空间集聚结构容易诱发垂直化的过度集聚空间地理现象，不利于全面推动共同富裕，而多中心空间集聚结构容易形成扁平化的空间联动增长模式，有助于全面推动共同富裕；（3）数字经济单中心空间集聚结构通过加剧区域创新要素配置失衡、产业结构布局失调而间接对全面共同富裕产生阻碍作用，而多中心空间集聚结构通过促进区域创新要素配置平衡、产业结构布局优化而间接对全面共同富裕产生推动作用。为扎实推动共同富裕，应主张促进数字经济做强做优做大、合理布局数字经济空间集聚结构以及强化路径依赖等举措。

信息基础设施作为一种新型基础设施，其如何在重塑收入分配格局的过程中发挥关键作用，目前尚缺乏坚实的理论支撑与经验证据。本文首先通过融入信息基础设施、区分高低技能劳动力的方式，对新经济地理学模型进行拓展；然后基于由信息技术发展所引致的“冰山”交易成本、不同类型劳动力份额的参数变化，识别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影响地区收入差距的微观机理；最后采用双重固定效应模型实证检验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对地区收入差距的影响效应及其内在机制。研究发现：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在总体上能显著缩小地区收入差距。机制分析表明，虽然信息基础设施建设通过促进高技能劳动力流动扩大了地区收入差距，但是信息基础设施建设通过降低“冰山”交易成本、促进低技能劳动力流动对地区收入差距的缩小作用更明显。异质性分析发现，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对地区收入差距的缩小作用在北部、地方财政压力小的地区尤为突出。

本文在企业层面构造新质生产力和对外直接投资（OFDI）高质量发展指标体系，以2011—2021年中国沪深两市非金融类上市企业为样本，深入探究新质生产力对企业OFDI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1）新质生产力对我国企业OFDI高质量发展具有显著促进效应，此结论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和内生性处理后依旧成立；（2）新质生产力通过缓解融资约束、提高环境、社会和治理（ESG）表现，促进我国企业OFDI高质量发展；（3）新质生产力对我国企业OFDI高质量发展的促进效应存在异质性，对于国有企业、东部地区企业或非高技术密集型企业样本中更加显著；（4）高管海外工作经历在新质生产力促进企业OFDI高质量发展过程中发挥着显著的调节作用。本文结论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加快我国企业OFDI高质量发展提供新动力、新优势和新路径，对于大幅提高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我国国际循环质量水平、持续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等提供重要的理论支撑和政策启示。

城市产业转移在市场潜能引起的经济集聚、外商投资以及用地规模的提高下出现了日益突出的进展。而在市场潜能影响城市产业转移的过程中，优越的制度环境将有效增强两者的影响关系。本文采用285个城市层面2005—2022年的面板数据，建立空间杜宾模型、中介模型及门槛模型考察市场潜能、制度环境对城市产业转移的影响，并探讨其中的作用机制和空间溢出效应的衰减边界。研究发现：第一，城市扩大市场潜力显著推动了产业转移，其传导机制为经济集聚增强效应、外商投资扩充效应以及城市用地规模拓展效应。第二，制度环境在市场潜能与城市产业转移的影响关系中存在的门槛效应，而市场潜能在其逐步完善下更能够加快提升产业转移水平。第三，基于城市规模和自身产业转移水平发育的差异，市场潜能和制度环境也对产业转移产生差异化影响。第四，市场潜能及制度环境对城市产业转移的空间外溢效应的有效边界分别为650公里、850公里，且均具有空间溢出作用的距离衰减特征。

本文使用2013—2022年我国30个省（区、市）面板数据探究数字农业新质生产力能否正向赋能产业链韧性。具体研究结果如下：数字农业新质生产力能够正向驱动产业链韧性提升。异质性检验结果显示，与经济水平低、农业产业融合水平低及互联网发展水平低地区相比，数字农业新质生产力对经济水平高、农业产业融合水平高及互联网发展水平高地区产业链韧性的促进作用更显著。中介效应检验结果显示，数字农业新质生产力能够通过优化创新要素配置提升产业链韧性。调节效应检验结果显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能在数字农业新质生产力有利于产业链韧性提升的影响效应中发挥正向调节作用。基于此，提出积极培育数字农业新质生产力、优化创新要素配置机制、大力建设数字基础设施的建议，以期为产业链韧性提升提供有效助益。

本文基于2013—2021年中国30个省（区、市）的数字经济与绿色创新的耦合协调评价，考虑区域发展重大战略，借助泰尔指数和空间自相关等模型方法对其时空演化特征及差异成因进行分析。研究发现：中国数字经济与绿色创新实现较快增长，在空间上呈现出从沿海沿江省份推向全国的动态过程，五个区域间发展差异明显并已形成三个发展阶梯；耦合协调发展基本面向好，由严重失衡改善为轻度失衡，但长期存在发展极化现象，粤港澳大湾区断层式领先其他四区；耦合协调发展的整体差异有所改善，区域内差异是整体差异的主要来源，其中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战略区的省际差异最大，长江经济带对整体差异的贡献率最高；耦合协调发展存在显著的正向空间自相关性，但自相关性强度有所减弱，长江经济带下游出现显著的高值聚集区，黄河流域中上游形成显著的低值聚集区。

在新古典经济理论分析框架下，研究构建包含人工智能发展与微观主体全要素生产率的任务生产模型，考察了人工智能发展影响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机理。研究结果表明：人工智能发展与微观主体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必然存在驱动效应，进一步扩展分析发现存在“人工智能发展—科技创新与产业结构高级化—全要素生产率”的中介传导机制，在识别影响方向的同时探究了影响机理。结合命题的实证需要，采用A股上市企业数据开展大样本检验，基准回归检验结果与理论分析结论一致；稳健性检验表明，基准回归检验结论具有稳健性；异质性检验表明，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对基准回归检验结论存在异质性干扰。进一步分析表明，科技创新与产业结构高级化对人工智能发展影响全要素生产率存在中介效应，引入工具变量后相关影响依然显著。最后，研究基于全要素生产率提升视角，为中国人工智能发展提供一些建议。

基于中国2000—2020年的五期城市面板数据，运用固定效应、门槛效应模型，从经济发展的“量”与“质”出发，探究人口老龄化对城市经济发展的基准影响、作用机制及内在差异。研究发现：（1）人口老龄化仅会抑制城市经济发展水平，并不会影响城市经济发展质量；（2）人口老龄化对城市经济发展的影响并非是完全线性的，老龄化水平在未达到9.96%前其抑制作用并不存在；（3）阻碍产业结构升级与科技创新是人口老龄化影响城市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因，而促进劳动要素投入则有助于削弱人口老龄化的经济抑制效应；（4）人口老龄化对城市经济发展的影响因城市空间区位与发展定位不同而呈现出差异性。因此，建议正视老龄化的经济影响，实施更积极的人口政策；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培育城市科技创新能力；加强员工人力资本积累，开发利用老年人力资源；发挥政府的主观能动性，因地制宜制定配套政策。

共同富裕作为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须清晰认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视域下的理论逻辑、历史逻辑以及现实逻辑。共同富裕在理论维度的政治经济学叙事表现为资本逻辑、劳动逻辑以及人民逻辑这三个层次。共同富裕在历史维度的政治经济学叙事嵌入到市场经济体制、基本经济制度以及基本分配制度之中。在现实维度上，共同富裕的政治经济学叙事要求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联系起来，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对共同富裕的领导，把握好共同富裕的长期性、渐进性与共享性之间的关系，从而为共同富裕提供健全的理论引导、组织保障以及方法论支撑。

本文选取2003—2021年中国281个地级市及以上城市为研究样本，运用包含非期望产出的超效率EBM-GML模型对低碳经济转型进行测度，并且采用渐进双重差分模型分析低碳城市试点政策对低碳经济转型的影响效应，进而从绿色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升级两个视角的多维因素探讨这一政策对低碳经济转型的线性和非线性作用机理。研究结果表明：（1）低碳城市试点政策有效促进了试点地区低碳经济转型。（2）以绿色技术创新和能源效率表征的绿色技术进步与以产业结构合理化和产业结构高级化表征的产业结构升级均发挥了部分中介作用。（3）进一步，在中介效应基础上进行门槛效应检验，表明中介变量所处的阶段不同，低碳城市试点政策对低碳经济转型具有明显的非线性影响。

制造业是中国经济的基础与支柱，其绿色发展是促进中国由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转化的必然选择，更是建设生态文明的重要依托。基于2012—2021年中国制造业A股上市公司数据，考察企业数字化水平对制造业绿色发展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显著促进制造业绿色发展；数字化转型主要通过促进绿色创新促进制造业绿色发展，相对于策略性绿色创新而言，实质性绿色创新是主要传导渠道；数字化转型可通过促进高素质劳动力集聚和金融集聚来促进制造业绿色发展；东部地区数字化转型促进制造业绿色发展作用显著，西部地区则不显著；高技术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对绿色发展促进作用更显著；相比私有制造业，国有企业的数字化转型促进作用更强。

“双碳”目标实现的核心在于提高能源效率，文章基于邻里效应视角，分析十大城市群建设对能源效率提升的影响效应，有利于扩展能源效率研究范围。文章首先对十大城市群129个城市能源效率进行测度，结果表明城市群能源效率整体上呈现倒“U”形变动趋势；同时城市群能源效率存在显著的区域差异和“俱乐部”收敛态势，东中西部地区、南北方地区之间存在显著差异和收敛性，能源效率最高的城市群为山东半岛城市群，最低的为成渝城市群。随后实证检验了城市群能源效率提升的邻里效应，结果表明城市群能源效率存在显著正向邻里效应，周边城市能源效率高能够显著促进自身城市能源效率提升；城市群能源效率的邻里效应存在异质性，正向邻里效应最大城市群都位于南方地区，而邻里效应最小的城市群都位于北方地区。文章最后从强化政策协同、加速要素流动、强化辐射带动效应等方面对进一步发挥能源效率的邻里效应提出了政策建议。

基于2006—2021年中国283个城市的面板数据，综合经济、社会和环境指标，运用全局超效率EBM模型测算包容性绿色效率，借助Dagum基尼系数、Kernel密度估计和Moran’sI指数等空间统计方法，分析中国城市包容性绿色效率的区域差异及时空演变特征，引入空间滞后因素构建空间耦合协调度模型，结合二维向量空间耦合-空间协调Markov链方法，剖析城市间空间耦合协调发展模式及其动态演变路径。研究表明：中国城市包容性绿色效率水平呈上升趋势，且存在正向空间相关性，其地区差异呈波动下降趋势；低效率城市增速更快，具有收敛趋势。城市包容性绿色效率的空间耦合协调度呈现稳定增长的态势，东部地区领先于中西部地区；高空间耦合-高空间协调城市的稳定性较高，中等水平城市具备一定的状态跃迁潜力但面临较大的状态下行风险。长期来看中国近半数城市将会步入高空间耦合-高空间协调的发展路径。

城乡一体化养老保障政策是我国实现社会保障公平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举措。基于经济区域和人口特征的异质性视角，本文构建动态双重差分模型，对城乡一体化养老保障政策的短期、中期和长期效果进行动态评估，分析不同区域和人群政策响应的差异性。研究发现：（1）城乡一体化养老保障政策显著提升了参保覆盖率，短期内效果较弱，中期达到峰值，长期保持稳定但边际效应有所减弱；（2）东部地区政策效果在中期显现迅速，且维持较高水平，中西部地区逐步改善，东北地区在长期阶段取得显著进展，区域差异表现出显著的动态特征；（3）本地居民的参保率在政策中期高于流动人口，但流动人口的政策响应具有明显的累积效应，中长期参保率显著提升。研究结果揭示了城乡一体化养老保障政策的实施成效及其差异性，建议通过加强区域财政支持、优化流动人口参保机制和动态调整养老金标准，进一步提升政策吸引力，推动养老保障体系的均等化与可持续发展。

基于2013—2022年中国30个省（区、市）面板数据，实证检验数字创新创业对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影响效应及作用机制。结果显示，数字创新创业能够正向驱动新质生产力发展，且该结论在经历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作用机制检验结果显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与数据要素市场化在数字创新创业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过程中发挥中介效应。调节效应结果显示，数字政府建设在数字创新创业影响新质生产力发展过程中发挥调节作用。异质性检验显示，与低创新创业水平省份相比，高创新创业水平省份数字创新创业对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推动作用更强；与东北部、西部和中部相比，东部地区数字创新创业对新质生产力发展的促进作用更强。据此，提出激发社会全域数字创新创业活力、激活数据要素潜能与制定区域协调发展战略，赋能新质生产力快速发展。

本文从产业政策的视角，利用2011—2021年中国287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借助“中国制造2025”国家级示范区政策这一准自然实验，使用多期双重差分法考察“中国制造2025”国家级示范区政策对城市创新能力的影响。研究结果发现，“中国制造2025”国家级示范区政策的实施显著提升了城市创新能力，并且这一结论通过了工具变量检验、安慰剂检验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中国制造2025”国家级示范区政策对城市创新能力的影响，因城市的数字信息化水平、地方政府财政能力以及地理区位的不同而不同，具体表现为在数字信息化水平较高、地方政府财政能力较强和位于东部地区的城市，“中国制造2025”国家级示范区政策对城市创新能力的提升作用更为明显。机制分析发现，“中国制造2025”国家级示范区政策主要通过产业结构升级效应、人才集聚效应和财政支持效应增强了城市创新能力。

本文从劳动者、劳动对象和劳动资料三方面构建评价指标体系，评估2012—2022年我国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水平，深入分析其时空特征及其分异机理。研究结果显示：（1）我国新质生产力整体呈现上升趋势，东部沿海地区的发展水平显著高于中西部地区。在构成新质生产力的多个维度中，新质劳动对象的得分最高，这突显了科技创新在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中的关键性作用。（2）Kernel密度分析表明，新质生产力整体具备增长潜力，但区域间差异有扩大的趋势。趋势面分析的结果进一步证实了东部地区的领先地位。热点分析表明新质生产力的高值区域主要集中于长江经济带，而川渝地区则是低值区域的集中地。（3）产业结构是新质生产力发展的主要驱动因素，且各驱动因子进行两两交互作用之后对新质生产力的解释力度显著增强。基于上述结论，本文提出促进区域协调均衡发展、加强技术创新与人才培养等建议。

高质量、充分就业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内容，而财政政策取向则直接影响劳动力充分就业程度。基于城市财政治理能力视角，利用2014—2020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微观数据和城市宏观数据，关注政府公共服务供给如何影响劳动力不充分就业。研究发现：（1）公共服务供给对劳动者工作时间具有“挤出”作用，综合考虑其工作时间、收入、稳定性及社会保障后，则能够凸显公共服务供给对充分就业的“收入效应”；（2）通过熵权法评估不充分就业程度，发现公共服务供给能够显著改善劳动者的就业不足状况；（3）公共服务供给通过促进人力资本积累和激发私人消费两条路径降低劳动力就业不足概率，并且地方财政治理能力在其中发挥正向调节作用；（4）两者间存在个体层面的性别、居住地，城市层面的位置、信息化异质性特征。据此，提出优化政府公共服务资源的配置效率等建议，以期缓解劳动力不充分就业，促进中国式现代化目标实现。

本文构建了包含异质技能劳动力的贸易一般均衡模型，对《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简称RCEP）的收入分配效应进行定量评估。结果表明：RCEP扩大了大多数东部地区省份高技能和低技能劳动力的收入差距，中西部地区省份异质技能劳动力的收入差距则有所缩小；进一步的分解表明RCEP主要通过“好的不平等”扩大了异质技能劳动力的收入差距，“坏的不平等”的影响有限。当中国各省份间的贸易壁垒降低后，部分中西部省份的异质技能劳动力收入差距由缩小变为扩大，主要原因是中西部地区省份高技能密集型行业的国内销售有所增加。最后，同时考虑劳动力供给端和需求端的变化，降低高、低技能劳动力在不同省份间的迁移壁垒后，异质技能劳动力收入差距扩大的趋势得到缓解，表明削弱劳动力迁移壁垒是改善RCEP所导致的收入不平等的有效举措。

数字乡村建设为实现农民增收共富提供了新机遇。本研究在理论层面分析数字乡村建设对农民增收与分配的影响效应，并在凝炼出数字乡村建设影响农民增收三个内在作用机制的基础上，将《县域数字乡村指数》和CFPS微观调查的数据进行匹配，实证探究了数字乡村建设对农民增收及分配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1）数字乡村建设显著提高了农村居民收入，且在内生性问题处理和稳健性检验后依旧成立。其中，乡村数字治理维度带来的增收效应更为明显；（2）数字乡村建设可通过提高农民信息利用水平、缓解信贷约束、促进家庭创业促进农民增收；（3）数字乡村建设具有一定的益贫效应，对相对落后地区和低收入群体的增收效应更加显著，有利于农民增收的可持续性、缩小农民内部收入差距，推动共同富裕；（4）数字乡村建设对高学历农民的增收效应更大，且在数字乡村建设低水平地区不利于农民收入的代际流动，存在隐性的收入差距扩大风险。

本文选取2011—2021年中国282个城市的面板数据，基于熵权TOPSIS法和SBM-GML指数法分别测度数字经济和碳生产率的发展水平，运用空间计量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实证分析数字经济对碳生产率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第一，在整体上，中国的数字经济与碳生产率的空间正相关性与集聚现象并存；第二，数字经济的发展均有利于本地与邻地碳生产率的提升，并且这一结果在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第三，根据异质性检验可知，中部地区的数字经济发展比东部、西部地区更有利于促进本地碳生产率的提升，西部地区的数字经济发展比东部、中部地区更有利于促进邻地碳生产率的提升；第四，基于中介效应模型发现，数字经济通过促进产业结构升级、推动技术创新以及能源减耗等促进了碳生产率的提升，其中技术创新所起的中介效应要高于产业结构升级与能源消耗。

学术界虽已注意到了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在地理空间上的溢出效应，但多数研究是从经济条件、科技水平以及金融基础等视角出发，忽视了政府环境注意力对城乡收入差距影响的空间效应。为此，本文以我国282个地级市2007—2019年的面板数据为样本，使用空间杜宾模型对政府环境注意力与城乡收入差距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1）政府环境注意力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不呈简单的线性关系，而是呈显著的“倒U型”关系；（2）政府环境注意力存在扩散效应，当本地区的环境注意力提升时，其他地区的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呈“倒U型”曲线；（3）政府环境注意力对城乡收入差距的空间效应存在异质性。对于东部地区而言，东部地区提升环境注意力会显著缩小周边地区城乡收入差距；而对于西部地区而言，西部地区提升环境注意力对周边地区的空间溢出效应并不显著。

本文基于经济增长动能的视角，利用省级层面的面板数据，在构建经济增长动能指数和数字经济发展指数的基础上，分析了货币政策结构化与经济高质量发展之间的关系，并对数字经济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进行了探索。研究发现：（1）货币政策结构化显著提升了经济增长动能；（2）货币政策结构化对经济增长动能的影响具有区域异质性、金融发展程度异质性和政府支出规模异质性；（3）数字经济发展对货币政策结构化与经济增长动能之间的关系具有正向调节作用；（4）货币政策结构化会通过大中型民营企业固定资产投资、民营企业工资增长和实体经济增长等机制对经济增长动能产生影响。本文的研究为未来从政策层面上进一步完善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箱，结合数字经济发展情况来推进货币政策结构化进程提供了新的思路。

通过构建一个同时包含战略性新兴产业和传统产业的一般均衡模型，本文从技能结构视角和行业结构视角剖析了异质性产业部门如何与技能劳动形成正向匹配效应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效率提升。实证结果表明：一方面技术互补对战略性新兴产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具有直接效应；另一方面存在通过促进发明人才集聚进一步提升战略性新兴产业全要素生产率的间接效应。此外，发明人才集聚相对显性比较优势对以上作用效果具有显著的正向调节作用。异质性分析表明，技术互补对万亿俱乐部和G60科创走廊城市样本战略性新兴产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刺激作用更强；拓展分析表明，纵向技术互补显著促进了战略性新兴产业创新广延边际，横向技术互补与战略性新兴产业创新集约边际在统计意义上呈现负向关系，但能够显著促进战略性新兴产业技术池扩充。鉴于此，本文围绕实施创新生态开源融合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推动流通业智能化发展是数字经济背景下生产部门履行环保责任的有效方式，为城市绿色转型及可持续发展持续赋能。本文基于2002—2022年全国285个城市的样本数据，系统性探索流通业智能化对城市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研究发现：流通业智能化有效提升了城市绿色经济效率，且在环境规制程度更高、经济水平欠发达地区的促进效果更强。在面对负向的宏观因素冲击时，该影响表现出强大韧性；在面对正向的宏观因素冲击时，该影响表现出发展潜力。机制分析表明：居民生活方式线上化转型、城市绿色技术创新能力提升及城市产业结构生态化转型是流通业智能化在需求侧、供给侧和环境侧影响城市绿色经济效率的有效渠道。上述研究结论为畅通市场循环、助力城市统筹经济与环保目标提供理论依据与数据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