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国家作为世界政治体系单元，怎样在冲突与协调、竞争与合作的国际关系中实现国家利益最
大化是民族国家发展中的重大问题。民族国家自身以及国家内部各民族群体都是一个社会行为体，是整体与个
体利益并存的共同体，都具有经济民族主义取向，这是民族国家不可回避的现实。从理性选择角度研究国际制
度如何影响国内社会行为体的利益和政策偏好，进而考察经济全球化与经济民族主义如何相互影响、民族认同
与国家认同如何互动、共同体利益与制度约束如何互嵌。从利益共同体的角度探究民族国家发展中对外经济政
策的价值取向。

       面对“新常态”经济发展要求，探寻中国经济增长动力源是值得关注的焦点。本文在梳理经济增长动力问题基础上，提炼出支撑中国经济增长的九个因素，并通过牛顿第二定律解释了影响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问题，且基于灰色关联度模型，对影响经济增长的强弱程度进行剖析，寻找支撑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源。最终得出两个结论：第一，1998～2012年，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来自于投资、消费和技术投入环节，其次为金融、劳动投入、城镇化改革，而净出口、FDI和经济结构三个环节影响偏弱；第二，引入牛顿第二定律，并通过灰色关联度分析，可以解释经济现象中的动力问题，找出经济发展根本动力，在方法及实践上是可行的。

摘要：本文选取中国12个城市群为研究对象，首先利用区位基尼系数和单中心指数这两个指标分别对城市群空间结构集聚程度和集聚结构两个方面的特征进行了定量测度，根据测度结果分析了中国12个城市群从1994年到2012年空间结构主要的特征及变动规律，并在此基础上利用面板数据计量模型对城市群空间结构的经济绩效进行了定量探究。本文发现，集聚程度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呈现倒U型的特征，而较高的单中心程度对经济发展呈现负向影响，且集聚程度与集聚结构两者相互联系、共同作用于城市群的经济发展。本文认为，一定集聚水平的多中心结构对城市群经济发展更为有利。

摘要：当前中国能源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协调与冲突并存。一方面两者间存在着长期均衡关系，呈现出较强的关联性，另一方面产业结构与能源发展矛盾突出、能源过度不合理使用导致经济代价高昂。本文创建能源、经济综合发展水平指标体系，借助主成分分析法和模糊数学隶属度函数进行能源-经济系统协调度测算，结果表明：2000年至2012年间，中国能源-经济系统协调程度属中度协调水平，协调度平均值为0.7083。但由于受国内宏观经济形势、资源瓶颈约束、国际金融危机等多种因素影响，协调度波动性大，距离稳定的优质协调发展目标还有较长距离。建议政府通过推行“龙头企业引领发展”的模式体系、加大对第三产业的支持力度、大力发展非常规石油、改革对国有企业的考核方式、引导国际产业有序转移等策略，进一步提升中国能源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协调状态。

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科学实施离不开科技创新支撑作用的有效发挥，然而学界当前缺乏对创新
驱动发展战略与科技创新支撑的内涵、关系等方面的梳理。本研究首先对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与科技创新支撑
的相关概念进行了辨析，然后指出二者间存在的相互关系，即：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与科技创新支撑二者之间
是“决定”与“支撑”的关系；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与科技创新支撑作用的发挥都必须“以人为本”；创新驱
动发展战略的实施可以同时实现“经济绩效”和“环境绩效”，而科技创新支撑体系要通过促进创新驱动发
展战略的有效实施，进而实现上述目标。最后提出政府要充分发挥“放、管、服”改革及“看得见的手” 的
作用，利用政策引导、市场倒逼、平台建设等手段，推动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实施，及科技创新支撑作用的
发挥。

摘要:基于我国2001-2015年的实际月度数据，采用时间序列计量经济模型，以股票价格和房地产价格作为资产价格的代理变量，对我国货币供给、资产价格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实证表明：我国货币供给冲击对资产价格尤其是房地产价格作用明显，房地产价格的持续上涨分流了大量的货币供给量；我国货币供给与房地产价格相互影响，货币供给和股票价格波动的相互作用较小；资产价格上涨对实体经济增长的作用甚微；房地产价格与股票价格存在明显的互动效应。因此强化实体经济盈利能力、货币政策关注资产价格变化、推进金融体制改革、利用大数据建立信息平台、建立资金流量监测系统等措施是引导货币资金回归实体经济的重要选择。

摘要：基于产业转移及要素流动的“双转移战略”的本质是政府对特定区域内的产业和劳动力进行空间上的重新布局和安排，以提高区域内的资源配置效率和实现区域经济结构的优化。实现“双转移战略”的渠道存在两种路径选择：一是基于行政手段的“强制性转移”；二是基于要素运行环境和相对价格变化的“自愿转移”。基于中心-外围理论的一般均衡模型的分析表明，依赖市场杠杆、通过制定和实施旨在改变“双转移”临界条件的稳定、透明的调控政策，是确保“双转移战略”成功实施的合适渠道。模型的结论还表明，改善本区域内基础设施和交通条件是“双转移战略”的关键，而政府和企业在“双转移”过程中的清晰定位和“互不侵权”也是确保“双转移战略”实现既定目标的重要保证，这一结论也得到来自广东的“双转移战略”实施效应的验证。

（１西南民族大学经济学院，成都６１００４１；２四川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成都６１００４１）

以“一带一路”为背景，利用２００１－２０１６年ＵＮＣＯＭＴＲＡＤＥ数据库提供的数据，探讨了中国与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木质林产品贸易的特征、比较优势、产品国际市场占有率、影响因素、贸易潜力等相
关问题。研究表明：中国与沿线国家木质林产品贸易流量逐年攀升，关系愈加紧密；中国与沿线国家相比木
质林产品国际市场占有率较高，但比较优势不明显， “大而不强” 仍是中国木质林产品贸易的主要问题；中
国与沿线国家木质林产品贸易潜力差异显著，有相当一部分国家与我国贸易潜力巨大，证明中国与“一带一
路”沿线国家木质林产品贸易有较大发展空间。

人力资本集聚存在显著的空间依赖性。本文运用Ｇｅｔｉｓ空间过滤模型考察２００１～２０１５年间区域
人力资本集聚及空间溢出对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影响和贡献，研究发现：从人力资本集聚效应对产业结构转
型升级的影响和贡献来看，东部地区最强、东北和中部地区次之、西部地区最弱；而从人力资本空间溢出效
应对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影响和贡献来看，除东部地区之外的其他地区，能够利用区位优势充分吸收人力资
本空间溢出的发展红利，带动产业结构实现调整和升级。作为对策，本文对东部地区的职责定位进行了针对
性的分析，对其他地区的发展方向做了进一步的的解读，同时提出要打造有效的区域间人力资本合作和交流
的平台。

劳动收入份额的变化取决于实际平均工资与社会劳动生产率，而两者又受众多因素的影响，可知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因素包括所有制结构、技术进步、经济增长、产业结构变迁以及工会的力量。根据调整后的资金流量表数据计算的结果显示，中国劳动收入份额呈下降趋势，由1992年的56.62%下降至2013年的50.86%。对中国劳动收入份额影响因素的实证检验结果显示，中国的劳动收入份额与实际人均GDP和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负相关，与公有制经济占比和工会的力量正相关。可以通过提高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优化产业结构升级、提升工会组织的作用等措施提高我国的劳动收入份额。

基于国内外形势的挑战与机遇，如何通过各种战略平台的优势整合，进而构建对外贸易与投资合作关系的网络，积极主动参与地区合作和全球化进程，成为我国对外开放战略的重要现实问题。在平台经济日渐成为我国对外开放不断关注的焦点之时，本文从经济理论与政策实践强化平台优势整合对于提升我国对外贸易与投资一体化水平的重要性。基于我国对外贸易与投资发展的整体判断，从商贸、区位和政府中介平台维度提出我国对外贸易与投资一体化水平提升的构建思路、阶段战略与政策建议。

基于大数据与“互联网＋”背景下，本文试从信息源的选取、专家选择、文本意见提取和指数 合成四方面构建“互联网＋金融安全”的监测框架，并通过选择并挖掘数名财经专家意见验证其可行性。此 外，通过选择基于我国特殊国情的１９个宏观经济指标建立传统金融安全指数，验证专家意见指数的灵敏性。 结果表明，基于网络舆论构建的专家意见指数对金融安全进行监测具有可行性，并且灵敏性更强，为中央银 行金融管理部门新型金融危机及时性决策提供一种思路参考。

基于垂直专业化分工视角，本文对制造业投入服务化影响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攀升的作用机制进行了探讨，并利用我国行业面板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表明，制造业投入服务化整体上有利于促进我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的攀升，并且，行业扩大开放、利润增长、保持适度的融资规模以及资本密集度增加也有助于促进我国制造业价值链的攀升，而行业过度竞争、国有化程度过高则阻碍了我国制造业价值链的攀升。进一步地，制造业投入服务化对我国制造业价值链地位的影响存在行业异质性，具体表现为：相比半成品贸易为主的行业，制造业投入服务化对零部件贸易价值链攀升的促进作用更为显著；相比中高技术行业，制造业投入服务化对低技术型行业价值链攀升的边际效应更为明显。鉴于此，我国应当顺应全球经济服务化的趋势，在宏观经济政策上做好顶层设计，并充分利用制造业服务化对制造业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诱发作用，推动我国制造业的价值链攀升和国际竞争力。

基于69个国家1978—2011年期间的面板数据，本文通过使用动态面板系统GMM方法进行估计，旨在以跨国样本为出发点研究城市化对居民消费的影响，并探究城市化对居民消费的影响机制。结果发现：城市化对人均居民消费具有显著的正效应；城市化可以通过经济增长、经济结构间接影响人均居民消费。

传统国际贸易理论不能完全解释“贸易丢失之谜”，需要从制度因素去寻找答案。系统梳理国内外相关文献，发现较高的制度质量降低国际交易成本，糟糕的制度质量就像无形的贸易壁垒阻碍贸易的发展，制度质量差异是比较优势的源泉。文化传统、社会信任等非正式制度同样是影响国际贸易的重要因素。已有研究主要集中于正式制度，对非正式制度的研究较为薄弱。未来应拓展和深化非正式制度对国际贸易影响方面的研究，构建一个包含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的总体制度分析框架，系统地探讨总体制度对国际贸易的影响效应及影响机制，以便更全面地刻画制度质量对国际贸易的影响。

本文运用协整检验的方法以及ＶＡＲ模型中脉冲响应函数和方差分解的方式，就２０００年１月至２０１５年１２月人民币汇率波动对通货膨胀的影响效应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发现，从长期来看人民币汇率变动是影响我国通货膨胀的主要因素，人民币汇率波动对消费者价格指数的影响是显著的，人民币升值有利于降低国内的消费者物价水平；而从短期来看，汇率波动与各变量之间呈现出比较低的正相关性，即人民币汇率的升高，会引起消费者价格指数以及生产者价格指数的小幅上升。

本文选取中西部地区１７个省市２０００－２０１４年的投入产出面板数据，利用共同前沿数据包络方法（ＭｅｔａＦｒｏｎｔｉｅｒ－ＤＥＡ）测算非传统地理划分下的中西部区域能源效率。结果表明：在新分类下，中西部地区能源效率均存在下降趋势，说明该地区能源效率利用状况亟待改善；中西部省份之间存在能源效率差异，区域间的技术落差比率差距导致了区域间能源效率差距拉大。本文利用Ｔｏｂｉｔ模型探究了对外开放程度、城市化率、政府规制、产业结构对能源效率的影响，结果显示上述解释变量对中西部地区能源效率存在影响，但在区域之间存在差异。根据回归结果，本文提出中西部地区在加大城市化进程时，须提高当地的生产技术水平，并且加大对高耗能产业的治理支出等政策建议。

宏观经济的运行关乎国家稳定和发展的大局，对于一个国家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投资、出口和消费作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其走势和波动对于宏观经济的运行影响重大。由于ＧＤＰ的增长率是按季度度量的，而投资、出口和消费的增长率都是按月度度量的，因此本文利用混合频率数据抽样模型（ＭＩＤＡＳ），并结合中国经济有巨大波动性的事实，对中国宏观经济进行分析和短期预测。研究结果表明，ＭＩＤＡＳ模型在对中国宏观经济的短期预测精确性方面具有一定的优势，投资增速的放缓和出口增速的下滑是引起当前中国宏观经济下行的重要原因。因此，我们需要反思传统的“三驾马车” 思路，推进供给侧改革，以保持中国宏观经济“又好又快”的增长。

本文运用新经济地理学的理论对城市经济增长模型进行了拓展，详细分析了集聚效应和拥挤效 应对城市规模的影响机制。通过将基本公共服务因素和房价因素引入拥挤函数对拥挤效应做了进一步的细 化，并将拥挤函数纳入增长函数，来构建分析稳态演进路径的理论模型。该模型显示，城市规模最后都会收 敛于适宜规模，适宜规模是动态变化的，它跟城市经济状况，房价，基本公共服务水平有关，行政等级也会 影响到城市的适宜规模。文章利用中国３５个大城市２００３－２０１２年的城市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结果与理 论模型的基本吻合，房价和基本公共服务对城市规模有显著影响。本文还对不同行政层级的城市做了进一步 分析，发现不同行政层级城市适宜规模的特点。

中国民族自治地方经济增长是一个复杂的演化的经济系统。文章建立民族自治地方经济增长系统的指标体系，进行经济增长的综合评价；采用动态耦合演化模型，从演化速度、系统内外的耦合度进行时序和空间的系统演化分析。讨论和结论得出，２０００－２０１３年，中国民族自治地方经济结构系统在时序和空间演化上处于较长时期的波动和不稳定状态；经济波动系统在时序和空间演化上呈现出与全国严重不协调的状态；经济基础系统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有下降的倾向；民族自治地方经济增长对环境的依赖较大；民族自治地方经济增长与全国存在互动向上的演化倾向。

本文借鉴主成分分析法合成金融安全指数，实证分析我国金融安全状况，并重点分析新常态下金 融风险来源，针对性提出防御风险的对策。文章选取了影响金融安全的１６个指标，运用２００４年１月～２０１５年９ 月共１４１个月的月度数据做实证分析，运用主成分分析法合成金融安全指数。总体来看，金融安全指数的变动 轨迹大致符合我国金融安全状况的历史变化。最后提出，在新常态下各监管部门应加强协调，改革当前金融监 管模式，适应混业经营现实需求。

当前我国规模化生产制造主导的经济发展日益受到多因素制约，经济发展向创新技术导向的增 长模式转型成为当前迫切任务。本文探讨引导经济发展模式转变的创新驱动，从市场视角研究创新驱动引导 的经济发展模式转变路径，提出加大高新技术股票融资力度、鼓励横向兼并推动创新技术应用、发展创新技 术产权交易市场以及推广产业化多层次教育等建议。

本文基于２０００－２０１３年的省级面板数据，设置三种空间权重矩阵，运用ＬｅｓａｇｅａｎｄＰａｃｅ（２００９）提出的空间回归偏微分方法，实证检验了我国信息化发展对区域经济增长的空间溢出效应。研究发现，中国省域经济增长存在显著的正向空间相关性，区域经济活动受其他与之相近空间特征地区的影响；三种空间权重下信息化对经济增长的区域内溢出效应显著为正，溢出效应在０１８－０２５之间，但区域间溢出效应并不显著；固定资产投资对经济增长具有直接的促进作用，但影响小于信息化的效应水平；人力资本在促进区域经济增长方面的作用尚未得到应有发挥，潜能需要进一步释放；政府财政支出对区域经济增长的正向间接效应抵消了负向直接效应，因而总效应表现为促进。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下经济转型和增长动力转换的关键在于创新，而补贴则是目前政府扶持企业技术创新的主要路径。本文基于ＨｏｗｉｔｔａｎｄＡｇｈｉｏｎ（１９９８） 内生经济增长模型，讨论了政府研发补贴影响企业技术创新和经济发展质量的微观机制。研究结果表明：（１）政府研发补贴通过激励企业创新投入和技术进步，加快了经济增长动力从投入驱动向创新驱动的转变。（２）政府研发补贴对促进不同所有制类型企业提升经济发展质量的能力有所差异。政府研发补贴要通过引导企业对关键技术、核心技术领域的研发创新，激励国有企业发挥在自主创新中的引领作用以及建立和完善创新配套措施，扶持企业成为真正推动经济高质高效发展的生力军。

随着“一带一路”战略的不断向纵深推进，贸易便利化成为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中对外开放的重要内容，因此受到学者的广泛关注。本文运用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方法考察了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国家贸易便利化水平的时空演变，同时基于空间计量引力模型和地理加权回归模型研究了各国贸易便利化水平对其与中国贸易流量影响的空间特征。研究发现，各国贸易便利化水平总体上呈现“欧洲最高，东亚较高，中间最低” 的“Ｕ”型空间特征各国经济总量、人口规模、对外依存度、贸易便利化等因素对其与中国的贸易流量在空间上呈现出显著的正向效应；人均ＧＤＰ差距、贸易距离在空间上对贸易流量产生显著的负向效应；地理加权分析结果表明，各国贸易便利化水平改善的贸易效应在空间上差异显著，且表现出自西向东的空间梯度特征。

轮胎产业作为传统制造工业，高碳排放贯穿于轮胎产品的整个生命周期。选用生命周期评价法，以子午轮胎产业为例，运用２０５／６５／Ｒ／１５型轮胎数据，对我国轮胎产业碳排放量进行了测算。实证结果显示，仅我国年生产的子午线轮胎在整个生命周期的ＣＯ２排放量高达３１６亿吨，且集中在使用阶段和生产阶段。因此，通过改善轮胎产品性能，加快研发与生产低碳环保的轮胎产品，建立产业共生网络，实现低能耗、低污染与低排放的低碳化转型是我国轮胎产业发展的必然选择。

本文根据中国经济发展的基本情况构建企业投资分析模型，对国有企业与私营企业的投资力度进行对比分析。研究认为因存在政府补贴，国有企业投资力度大于通常情况，在经济下行时，如果补贴足够大，国有企业投资力度不仅不会下降，反而会增加，对经济增长形成正向影响。本文利用中国经济发展中的实际数据对理论模型相关推论进行验证，实证结果与理论模型推论一致。因此，从投资推动角度来看，一定的国有企业规模更有利于经济的平稳发展。

需求侧管理和供给侧管理都是宏观经济管理的手段，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两种手段交替发 挥主要调控作用。当前我国经济发展存在需求拉动乏力、资源环境约束达到临界状态、人口红利消退、供需 错位突出、技术进步不足等发展瓶颈，同时需求管理政策边际效益在递减、后遗症在不断积累，迫切需要从 供给侧入手进行改革和创新，以突破对现行增长方式的路径依赖，挖掘未来经济增长的新红利，这是我国推 进全面改革与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

我国低碳经济的发展是在多个不同类型区域的非均衡状态下展开的，能否顺利发展取决于跨区域之间协同的有效性。基于协同学理论，认为目标、沟通、文化与制度等方面的协同是我国低碳经济协同发展的基础；通过发展低碳技术、实行碳排放交易权制度、碳足迹制度、增加碳汇实现跨区域低碳经济的协同发展；并从监测管理、设立奖惩机制、建立协同保障机制等方面提出了跨区域低碳经济的协同发展保障措施。

本文在政府跨期预算约束视角下推导得出财政可持续性检验条件，并基于时变协整模型对１９５２～２０１５年我国财政政策可持续性进行实证分析，运用非线性Ｇｒａｎｇｅｒ因果检验方法检验我国财政收支之间因果关系。研究结果表明：１９５２～２０１５年我国财政政策具有可持续性，但财政收支的长期均衡关系呈现出显著的时变特征。在１９９７年亚洲金融危机时期，财政失衡态势较为严重；而在２００８年全球金融危机时期和２０１２以来的经济“新常态”时期，财政收支规模较为均衡；在当前“新常态”背景下，财政赤字率的持续提高并未对我国财政政策可持续性造成显著影响。同时，由于我国财政收支调整行为与“财政同步假说” 相符，财政收入和财政支出之间存在双向Ｇｒａｎｇｅｒ因果关系。为此，从长期来看，为了保证我国财政政策的可持续性，政府可根据未来我国经济形势的转变，适时的将财政政策从积极向稳健调整，并从财政收支两方面采取措 施，实现财政收支的动态平衡。

本文利用世界投入产出表２００１－２０１１的数据，对中国制造业各行业的全球价值链参与度和分工地位指数进行了测算，并以此来考察参与全球价值链对中国制造业就业结构的影响。研究发现，全球价值链参与度和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是影响中国就业结构的重要因素，全球价值链参与度越高，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指数越低，中国对熟练劳动力的相对需求越大。子样本回归结果进一步表明，较发达国家而言，与发展中国家进行全球价值链分工对中国熟练劳动力相对需求的促进作用更大；分技术层次进行分析时发现，全球价值链参与度对中国各技术层次制造业熟练劳动力的相对需求都有促进作用，但是高技术行业的国际分工地位指数对熟练劳动力的相对需求促进作用不显著。

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作为中国支柱产业的房地产产业及与之密切相关的土地要素与宏观经济 的波动之间关系怎样，现有研究程度如何？本文通过现有的国内外文献研究，以运用动态一般均衡模型 （ＤＳＧＥ）的文献研究为主线，从对ＤＳＧＥ模型的部门构建、不同的外生冲击以及房地产相关政策对经济波动 的影响归纳总结现有文献中房地产、土地要素与宏观经济波动的关系，并提出住房需求、土地要素和货币政 策（利率）的传导机制。最后做出小结认为加入房地产部门（或考虑土地要素）的ＤＳＧＥ模型有研究价值并 提出进一步研究的方向：（１）对房价和地价及房地产与土地关系的决定因素的思考；（２）考虑金融中介自身 的约束性条件；（３）模型基本参数设置有待统一标准。

本文选取１９８５～２０１４年数据，利用ＶＡＲ模型实证研究收入差距、消费需求与经济增长这三个指标的动态关系，通过脉冲响应函数和方差分解来探究经济发展的显著影响因素和程度强弱。实证结果得出：收入差距会短期内刺激经济增速提高，但长期不利于经济持续向更高水平发展，是经济滞涨和潜在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主要原因；而消费需求旺盛能持续稳定地带来经济的中高速增长，其水平主要由经济发达程度和基尼系数大小共同决定。我国自中等收入阶段以来的发展情况符合国际上成功跨越“陷阱” 国家的基本趋势，即消费率在中下等收入和中上等收入阶段之间呈现出Ｕ型消费拐点。本文最后得出结论，即政策应侧重于调结构和以居民消费需求为主导的内需红利，既可以摆脱投资单一驱动和过剩产能的浪费，又能以此帮助我国摆脱可能的增长“陷阱”，早日迈入高收入国家行列。

经济收敛性假说为发展中国家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以及一国之内缩小地区之间的差距，提 供了一种基于时间趋势的描述。该方面的研究已经成为经济学家关注的焦点以及发展经济学研究的热点。本 文将经济增长与经济收敛作为系统的研究工作进行述评，对经济收敛性的内涵界定、理论基础及实证方法的 研究进展进行了全面系统的梳理和归纳，重点关注经济收敛性与经济增长两者的关系，以及中国经济增长五 个进展阶段的收敛性特征。本文认为目前的研究集中在各国各地区间经济$长速度之差异及其形成原因，也 关注了因为数据收集和研究方法的差异导致的对经济收敛动因方面存在的分歧和差异性，未来该领域的研究 将在传统模型基础上充分考虑国家或地区的异质性，并讨论引入金融结构等结构性变化因素对经济收敛性问 题的影响。

新能源汽车因其在节能减排上的优势已成为汽车产业结构调整的方向和新兴增长点。在推动新能源汽车产业化发展的道路上，政府补贴一直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鉴于此，通过构建消费者与政府之间的演化博弈模型，分析汽车消费者是否购买新能源汽车的策略选择和政府是否对购买新能源汽车的消费者进行财政补贴激励的策略选择的互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在两种情况下存在演化稳定策略。最后，通过对影响该动态系统稳定的关键因素进行分析，给出相关政策建议使演化博弈的策略向社会福利最大化所期望达到的最优目标收敛。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京津冀地区经济发展失衡一直制约着区域可持续发展，京津冀协同发展逐步成为社会共识。本文综合ＤＭＳＰ／ＯＬＳ夜间灯光和可比ＧＤＰ构建地区生产总值指数以量化评估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并分别从失衡溢出特征（采用增量空间自相关分析和多距离空间聚类分析） 和外溢效用距离（ＳＤＭ空间计量分析）探讨经济发展失衡的溢出效应，量化评估经济发展热点的正向外溢和经济发展冷点的负向外溢。结果表明，（１）不同评估尺度下京津冀地区经济失衡溢出都有总体相似的时间阶段性特征和空间地域性特征，先呈显著集聚后趋于离散，大致形成１９９２－１９９９年和２０００－２０１３年２个时段与６０ｋｍ和１００ｋｍ左右为界３个地段。１９９２－２０００年不断显化的经济失衡在２０００年以来不断弱化。２０００年以后区县区划对区域经济失衡趋于加剧。（２）经济热点的正向溢出和经济冷点的负向溢出有明显差异，经济冷点负向溢出距离约为１３０ｋｍ，１２０ｋｍ距离内的经济热点有明显虹吸效应，正向溢出效应并不显著。交通等基础设施网络不断健全，区域虹吸效应距离从２０世纪９０年代的９５ｋｍ外延至２１世纪初的１１５ｋｍ左右。

本文基于区域经济视角，以Ｅａｔｏｎ和Ｋｏｒｔｕｍ模型（２００２） 为基础，采用进出口国家的国内生产总 值、绝对优势和比较优势、距离等变量共同构建了一个类似于引力模型的方程。研究表明，贸易国间的距离、 共享边界、区域贸易协定ＰＴＡ影响了双边贸易流量，贸易国的价格、工资、技术水平是影响贸易相对竞争力和 开放程度的主要因素，一国可以通过积极参与区域贸易协定、提高技术水平等措施促进贸易发展潜力的提升。

代际收入流动问题关乎社会公平与机会平等。近年来，我国代际收入流动性有所下降，呈现阶 层固化的发展趋势，因此代际收入流动问题逐渐进入人们视野，成为当前研究热点。通过剖析代际收入流动 的实现路径，梳理代际收入流动的传导机制，认为其主要实现路径有三条：财富转移、人力资本投资和环境 惯性，分别决定了子代的财产性收入和工资性收入。针对三条实现路径，提出相应建议，促进代际收入流动 性的提高。

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作为区域扶贫开发的“政策试验田”，是中国为推动地区平衡发展、实现共同富裕作出的重要战略安排，但其效果究竟如何仍需要验证。本文首次采用中国１９９２个县１９９９—２０１０年面板数据，使用双重差分倾向得分匹配法（ＰＳＭ－ＤＩＤ）研究了扶贫开发重点县政策效果。本文发现，重点县的确立未能有效推动县域ＧＤＰ及其人均ＧＤＰ的快速增长，对缩小区域差距作用不显著，县域层面扶贫开发政策出现“失灵”。进一步研究显示，重点县政策对工业化等驱动因素产生挤出效应，并因产业结构差异等扩大了区域差距。这为国家区域扶贫开发制度的完善与其他相关政策的设立提供了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