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2011—2021年中国30个省（区、市）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数字经济对低碳全要素生产率的直接影响，并从产业结构升级视角探究其作用机制。研究表明：数字经济显著促进了低碳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并且这种促进效应随着低碳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而不断增强，总体上中国不存在数字经济的“生产率悖论”。机制检验显示数字经济可以通过推动产业结构高级化、工业结构升级和服务业结构升级，进而提升低碳全要素生产率。异质性检验表明数字经济对低碳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效应在中部地区最强，东部地区次之，但是在西部和东北地区并不显著。进一步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对邻近省份的低碳全要素生产率存在显著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低碳全要素生产率存在明显的绝对和条件收敛特征，数字经济可能会促进区域低碳全要素生产率发散。

生成式人工智能是引领新一轮文化创意产业变革的新质生产力技术。本文基于钻石模型，从技术竞争力-市场竞争力-创新竞争力-社会竞争力构建竞争力评价体系，而后基于数量化理论Ⅲ实证分析了主要国家的生成式人工智能发展对文化创意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经验，总结了其生成式AI的技术优势，揭示了创新机制的一般规律和发展路径，并结合我国实际情况，针对算法厌恶、价值链低端锁定等核心问题，提出了建立“以人为本”“智能向善”的生成式人工智能国际化生态、文化创意产业价值链“低端锁定”破解、解构算法厌恶的先进技术、优化学科专业设置，培育适应新质生产力发展需求的文化创意人才、“以数智要素赋能文化创意产业”推进跨界融合创新的发展对策。研究结论适配新质生产力驱动下的生成式人工智能评价体系，为我国实施促进文化和科技深度融合战略提供了产业发展的经验事实和理论支撑。

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是增进文化自信、推动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重要途径。然而，当前我国文旅融合发展尚处于初级阶段，融合水平偏低、区域发展不平衡、创新效能不高等问题犹存，因此，深入探讨文旅融合发展成效评估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本研究系统梳理了国内外相关文献，从评估方法、评估结果、推进机制等方面审视了文旅融合发展成效评估研究的现状。研究发现：现有的成效评估在理论体系上逐步完善，在评价方法上趋于多元化、在实证研究上数量不断增加，但对供给侧成效、需求侧主体评价及平衡发展等方面的研究仍显薄弱。基于此，未来文旅融合发展成效评估研究应重点关注以下领域：构建文旅融合高质量发展的理论框架；从动力表征视角研究供给成效提升；从质量表征视角研究需求合意性；从生态视角研究自然与人文平衡发展。拓展并深化上述领域的研究，将为推动文旅深度融合、促进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理论指导和实践参考。

在推动我国经济发展提质增效升级的语境下，立足于新经济地理学的外部性理论，通过动态空间杜宾模型检验了文化产业集聚缓解地区资源错配的具体机制与空间效应。研究结果表明：(1)文化产业专业化集聚可以通过加强沿产业链上下游的纵向分工来缓解地区资源错配，但却因“虹吸效应”加剧了邻近地区的资源错配；(2)文化产业多样化集聚可以通过激发差异性知识流动与共享来缓解地区资源错配，并通过跨地区的社会关系网络对邻近地区产生有效的空间溢出。从影响效果来看，多样化集聚效应已成为文化产业集聚缓解地区资源错配的主要机制；(3)文化产业竞争性集聚加剧了地区资源错配，但却通过刺激企业外迁的形式意外地缓解了邻近地区的资源错配；(4)进一步分析发现，文化产业竞争性集聚对地区资源错配的影响效果可能存在门槛效应。基于此，提出优化文化产业集聚效应的相关建议。

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本文将可行能力理论与我国共同富裕目标的伟大实践相结合，构建中国共同富裕理论内涵框架，基于熵权Topsis法测算中国共同富裕水平，借助Dagum基尼系数揭示其区域差异与来源，采用Kernel估计与Markov链转移矩阵考察其分布动态演进过程，运用三维矢量模型解构其驱动因素。研究发现：2007—2021年中国共同富裕水平呈现上升趋势，并呈现俱乐部收敛状态；区域差异呈缩小态势，区域间差异贡献最大；共同富裕水平具有明显的空间溢出效应，空间关联作用随时间跨度延长而减弱，同时，共同富裕水平的变化存在路径依赖性；功能富裕是实现共同富裕最重要的驱动因素，各要素的驱动作用存在区域异质性。

以2008—2022年中国A股上市制造企业为研究对象，实证分析了人工智能对制造业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影响。研究发现：人工智能提高了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可以成为制造业新质生产力发展的直接动能，此结论经过多重稳健性检验后仍成立。机制分析表明，人工智能以创新能力升级、劳动力学历和技能结构优化以及供应链内部效率提升为主要渠道，释放其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正向效应。异质性分析发现，国有、大规模、劳动密集和有信息技术背景的高管团队等企业特征，高技术和技术更迭速度快等行业特征，以及更完善的知识产权保护环境等是人工智能创造更高生产率的重要条件。拓展性分析验证了人工智能还可以提升制造企业的经济价值、生态价值和社会价值。为此，应积极开展“人工智能+”行动，发挥企业创新主体作用，保障智能要素供应，完善融合的“硬设施”和“软环境”等，使人工智能为制造业新质生产力发展蓄势赋能。

利用熵权TOPSIS法对2013—2022年中国农业农村新质生产力水平进行测度，并利用Dagum基尼系数法、空间相关性分析法和系统GMM法细致探析中国农业农村新质生产力水平测度的时空演化趋势及影响因素。研究发现：考察期内中国农业农村新质生产力水平整体呈现稳步上升趋势，但存在不平衡、不稳定现象。分地区而言，东部地区农业农村新质生产力水平最高，中部和东北部地区次之，西部地区最低；分省份而言，中国各省份农业农村新质生产力水平存在显著差距。中国农业农村新质生产力水平存在较强空间正相关性。中国农业农村新质生产力水平的总体差异不断降低，且地区间差异是造成总体差异的主要原因。经济发展水平、城镇化水平、科技创新水平、财政支农力度等因素均能够提升中国农业农村新质生产力水平。据此，提出完善农业农村新质生产力发展体系、健全差异化农业农村生产机制、统筹优化农业农村生产资源举措，为中国农业农村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参考。

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融合将推动技术革新和产业结构升级，成为助力低碳发展目标的新动力。通过构建一个理论模型，将数实融合对碳排放强度的影响分解为技术效应和结构效应。本文基于2011—2021年中国286个城市的面板数据，利用熵值法度量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的综合发展水平，再利用耦合评价模型量化数实融合程度，并构建双向固定效应模型探究数实融合对碳排放强度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实融合显著降低了碳排放强度，该结论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机制分析表明，数实融合推动了绿色技术在内的技术创新，促进了产业结构升级，从而降低了碳排放强度。此外，环境规制强度大的城市和资源型城市能够从数实融合中获得更大的碳减排效益。研究结论为中国推进数实融合、探索现代化低碳转型新路径提供了经验事实与政策参考。

推动公共数据开放共享对于激活市场主体活力、优化创业者的创业决策至关重要。本文基于2007—2021年县域面板数据，以中国省级政府陆续开通公共数据开放平台为准自然实验，运用多期双重差分模型实证检验数据要素开放共享对县域创业活跃度的影响。研究发现：数据要素开放共享能够提升县域内创业活跃程度；机制检验发现，数据要素开放共享主要通过优化营商环境、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以及挖掘消费需求潜力间接驱动县域创业活跃度；进一步分析发现，数据要素开放共享的创业驱动效应在服务业创业以及中西部、贫困县、人口空心化程度高的县域表现更明显，并且受到数字化发展环境正向调节机制；此外，数据要素开放共享还可以持续提升创业质量。研究结论有助于从数据要素视角拓展对激活县域创业、稳定就业的认识，并为政府自上而下开放公共数据资源、释放数据要素价值提供政策参考。

在发展数字经济的同时提高劳动报酬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是当前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促进共同富裕的重要任务。本文通过构建数据要素参与下的服务业企业生产函数，基于2016—2020年中国服务业上市公司数据实证检验服务业数字化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研究表明服务业数字化转型显著提高了劳动收入份额。进一步分析发现，扩大就业规模、推动企业人力资本结构升级是服务业企业数字化转型提高自身劳动收入份额的重要机制；在基础服务领域，服务业企业数字化转型提升劳动收入份额的作用效应更为显著；数字技术中人工智能、云计算、大数据和数字技术应用对提高劳动收入份额的效应更强。因此，为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和共同富裕，要促进数字技术研发创新，积极引导数字技术在服务业推广应用，完善数据要素市场建设，促进数据要素的跨行业、跨领域流通，促进服务业数字化转型。

债务风险化解已成为地方财政治理的重要议题。本文以2015—2022年发行的地方政府专项债为研究样本，系统考察了财政可持续对专项债发行利差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结果表明：财政可持续对专项债发行利差有显著抑制作用，具体表现为财政汲取能力提高会显著降低专项债发行利差，债务负担加重则会显著提高专项债发行利差。在替换核心变量、更换样本范围和层级后，结果依旧稳健。分位数结果表明：地方财政汲取能力对专项债发行利差较高省份的影响更大。异质性分析表明：非项目类专项债、财政可持续性较弱地区专项债发行利差受影响更大。进一步研究发现：非政府债评级下调、金融发展水平提高能够强化财政可持续对溢价的影响；此外高债务风险地区划分、政府性基金收入占比会对发行溢价产生调节作用。本文研究结果在讨论化债措施等方面具有意义，有助于为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提供参

包容性绿色增长是促进共同富裕的重要手段。本文在数据包络分析框架下，将城乡收入差距和环境污染纳入包容性绿色TFP的测度中，利用QAP方法考察数字经济对包容性绿色增长地区差距的影响。研究发现：样本考察期，数字经济的均衡发展显著缩小包容性绿色增长的地区差距；其中，数字产业发展及数字技术创新对包容性绿色增长的地区差距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数字基础设施对包容性绿色增长的地区差距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异质性分析发现：东部地区及南方地区数字经济的均衡发展显著缩小包容性绿色增长的地区差距；以城市群划分，优化提升类及发展壮大类城市群的数字经济均衡发展对包容性绿色增长地区差距缩小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以城市经济水平划分，四线城市数字经济的均衡发展显著缩小了包容性绿色增长的地区差距。上述研究，对于“十四五”时期推动数字经济区域协调，缩小包容性绿色增长的地区差距以及共同富裕的实现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从增速收敛视角出发，本文首先提出了经济增长收敛程度的测算方法；其次利用1978—2022年省级层面数据，探究了全国及各大区域收敛程度的时序演变特征；最后基于全国层面时间序列数据和偏最小二乘回归（PLSR）方法，实证检验了其主要影响因素。研究发现：（1）中国经济增长不仅具有收敛趋势，且收敛程度不断提高，改革开放至今省间增速差异收敛了近3/4，目前保持稳定；（2）不同区域的收敛水平差异明显，中部地区最低。三种区域划分视角下，东部地区收敛水平高于中西部地区，南方地区高于北方地区，经济大省高于非经济大省；（3）中国经济增长收敛程度变化是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物质资本积累的贡献程度最大，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和数字经济发展的影响相对较弱，政府干预是唯一消极因素。本文的研究结论对准确认知我国目前所处的收敛阶段以及加速全国收敛进程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宽带中国”战略旨在提升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水平，为数字经济发展提供坚实基础，而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已经成为企业数字技术创新的基础支撑。为了检验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对企业数字技术创新能力的影响，本文利用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财务数据，以“宽带中国”战略为准自然实验，构建多期双重差分模型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确实可以有效促进企业数字技术创新；其作用机制主要通过企业内部和外部路径实现，即数字基础设施建设能有效促进企业外部的数字金融发展以及企业内部的数字化转型。另外，研究显示企业内部的数字技术创新速度越快，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的促进效应越显著；同时，反映企业外部数字化环境的国家大数据综合试验区与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在促进企业数字技术创新方面具有“互补效应”。

本文在企业层面构造新质生产力和对外直接投资（OFDI）高质量发展指标体系，以2011—2021年中国沪深两市非金融类上市企业为样本，深入探究新质生产力对企业OFDI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1）新质生产力对我国企业OFDI高质量发展具有显著促进效应，此结论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和内生性处理后依旧成立；（2）新质生产力通过缓解融资约束、提高环境、社会和治理（ESG）表现，促进我国企业OFDI高质量发展；（3）新质生产力对我国企业OFDI高质量发展的促进效应存在异质性，对于国有企业、东部地区企业或非高技术密集型企业样本中更加显著；（4）高管海外工作经历在新质生产力促进企业OFDI高质量发展过程中发挥着显著的调节作用。本文结论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加快我国企业OFDI高质量发展提供新动力、新优势和新路径，对于大幅提高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我国国际循环质量水平、持续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等提供重要的理论支撑和政策启示。

本文基于2013—2021年中国30个省（区、市）的数字经济与绿色创新的耦合协调评价，考虑区域发展重大战略，借助泰尔指数和空间自相关等模型方法对其时空演化特征及差异成因进行分析。研究发现：中国数字经济与绿色创新实现较快增长，在空间上呈现出从沿海沿江省份推向全国的动态过程，五个区域间发展差异明显并已形成三个发展阶梯；耦合协调发展基本面向好，由严重失衡改善为轻度失衡，但长期存在发展极化现象，粤港澳大湾区断层式领先其他四区；耦合协调发展的整体差异有所改善，区域内差异是整体差异的主要来源，其中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战略区的省际差异最大，长江经济带对整体差异的贡献率最高；耦合协调发展存在显著的正向空间自相关性，但自相关性强度有所减弱，长江经济带下游出现显著的高值聚集区，黄河流域中上游形成显著的低值聚集区。

本文以2011—2021年省域和城市面板数据为依据，先构建了“物质—精神—生态”三维系统的共同富裕评价体系并利用熵权法对其进行了测算，再运用静态面板模型、工具变量估计等实证考察了数字经济空间集聚结构对共同富裕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1）东部地区共同富裕水平与数字经济多中心水平相较于中西部地区更高；（2）数字经济单中心空间集聚结构容易诱发垂直化的过度集聚空间地理现象，不利于全面推动共同富裕，而多中心空间集聚结构容易形成扁平化的空间联动增长模式，有助于全面推动共同富裕；（3）数字经济单中心空间集聚结构通过加剧区域创新要素配置失衡、产业结构布局失调而间接对全面共同富裕产生阻碍作用，而多中心空间集聚结构通过促进区域创新要素配置平衡、产业结构布局优化而间接对全面共同富裕产生推动作用。为扎实推动共同富裕，应主张促进数字经济做强做优做大、合理布局数字经济空间集聚结构以及强化路径依赖等举措。

本文使用2013—2022年我国30个省（区、市）面板数据探究数字农业新质生产力能否正向赋能产业链韧性。具体研究结果如下：数字农业新质生产力能够正向驱动产业链韧性提升。异质性检验结果显示，与经济水平低、农业产业融合水平低及互联网发展水平低地区相比，数字农业新质生产力对经济水平高、农业产业融合水平高及互联网发展水平高地区产业链韧性的促进作用更显著。中介效应检验结果显示，数字农业新质生产力能够通过优化创新要素配置提升产业链韧性。调节效应检验结果显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能在数字农业新质生产力有利于产业链韧性提升的影响效应中发挥正向调节作用。基于此，提出积极培育数字农业新质生产力、优化创新要素配置机制、大力建设数字基础设施的建议，以期为产业链韧性提升提供有效助益。

基于2004—2020年30个省（区、市）的面板数据，研究运用空间杜宾模型与中介效应模型深入剖析人口老龄化对碳排放强度的影响。研究发现：（1）碳排放强度在省域间展现出显著的空间相关性和集聚效应，人口老龄化有效降低了本省碳排放强度，但对邻近省份却产生反向作用，此结论经检验具有稳健性；（2）动态视角下，人口老龄化持续推动区域碳减排工作，但其促进效果随时间逐渐减弱；（3）老龄化通过减少居民消费、加速新型城镇化进程及增强环境规制等途径降低碳排放，且其影响存在区域异质性，东西部地区受益于老龄化减排效应，而中部地区则相反，背后作用机制亦有所不同。研究价值：在老龄化背景下，推动低碳经济发展需实施人口高质量发展战略，促进产业转型与低碳消费理念，并依据区域差异制定针对性低碳政策，以实现绿色低碳经济的协调发展。

持续释放数字红利的普惠共享，推动数字包容发展对于促进共同富裕大有可为。在对数字包容和生计资本进行评价的基础上，选取2013—2022年我国31个省（区、市）的数据，从宏观和微观层面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进行研究。研究发现：（1）数字包容与生计资本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数字包容发展能够提升城乡居民生计资本；（2）数字包容发展通过城镇化水平对生计资本产生一定促进作用；（3）数字包容发展对生计资本的影响存在异质性，相对于东部地区，中西部地区的数字包容发展对生计资本的提升作用更大；（4）数字包容发展对生计资本构成的六个维度具有显著的指标异质性，并通过相互作用促进生计资本耦合协调度提升，推动实现共同富裕目标。

在新古典经济理论分析框架下，研究构建包含人工智能发展与微观主体全要素生产率的任务生产模型，考察了人工智能发展影响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机理。研究结果表明：人工智能发展与微观主体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必然存在驱动效应，进一步扩展分析发现存在“人工智能发展—科技创新与产业结构高级化—全要素生产率”的中介传导机制，在识别影响方向的同时探究了影响机理。结合命题的实证需要，采用A股上市企业数据开展大样本检验，基准回归检验结果与理论分析结论一致；稳健性检验表明，基准回归检验结论具有稳健性；异质性检验表明，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对基准回归检验结论存在异质性干扰。进一步分析表明，科技创新与产业结构高级化对人工智能发展影响全要素生产率存在中介效应，引入工具变量后相关影响依然显著。最后，研究基于全要素生产率提升视角，为中国人工智能发展提供一些建议。

制造业是中国经济的基础与支柱，其绿色发展是促进中国由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转化的必然选择，更是建设生态文明的重要依托。基于2012—2021年中国制造业A股上市公司数据，考察企业数字化水平对制造业绿色发展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显著促进制造业绿色发展；数字化转型主要通过促进绿色创新促进制造业绿色发展，相对于策略性绿色创新而言，实质性绿色创新是主要传导渠道；数字化转型可通过促进高素质劳动力集聚和金融集聚来促进制造业绿色发展；东部地区数字化转型促进制造业绿色发展作用显著，西部地区则不显著；高技术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对绿色发展促进作用更显著；相比私有制造业，国有企业的数字化转型促进作用更强。

以高水平双向投资获取全球技术溢出和资源要素，是高技术产业创新发展进而培育新质生产力的重要路径。本文在剖析双向外商直接投资（简称双向FDI）高水平协调内涵及其与新质生产力的内在联系基础上，使用2003—2021年全国省级高技术产业面板数据，实证检验双向FDI高水平协调的创新效应。研究发现：（1）中国实际使用外商直接投资（IFDI）和中国对外直接投资（OFDI）存在积极的互促效应和互补效应，二者协调发展显著促进了高技术产业创新，该结论在稳健性与内生性检验中依然成立；（2）机制分析发现，双向FDI高水平协调主要通过双向技术溢出机制和资源优化配置机制促进高技术产业创新，这与新质生产力的催生机制高度统一；（3）区域异质性研究发现，该创新效应在东部地区、南方地区正向显著，在中西部地区、北方地区没有显著影响。研究结论在高技术产业层面证实了高水平双向开放对新质生产力的催生作用，为各地区因地制宜实施开放性创新策略和发展新质生产力提供了政策启示。

文章基于1996—2021年115个经济体的面板数据，从经济效率、经济稳定、经济结构、社会福利和绿色发展五个维度构建了全球国家层面的经济高质量发展指标评价体系，并实证检验了资本账户开放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结果显示，资本账户开放能够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的提升，但同时也存在明显的国家类型异质性和地理区位异质性。接着进行分项指标回归，发现资本账户开放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主要源于其对经济效率、经济结构和社会福利三个方面的改善。进一步通过机制检验，可知资本账户开放可以通过促进双向直接投资、金融发展和经济全球化三个机制来驱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最后，调节效应检验结果表明，良好的制度环境能够强化资本账户开放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这些结论有助于理解资本账户开放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系，能够为中国以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理论支撑与经验证据。

信息基础设施作为一种新型基础设施，其如何在重塑收入分配格局的过程中发挥关键作用，目前尚缺乏坚实的理论支撑与经验证据。本文首先通过融入信息基础设施、区分高低技能劳动力的方式，对新经济地理学模型进行拓展；然后基于由信息技术发展所引致的“冰山”交易成本、不同类型劳动力份额的参数变化，识别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影响地区收入差距的微观机理；最后采用双重固定效应模型实证检验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对地区收入差距的影响效应及其内在机制。研究发现：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在总体上能显著缩小地区收入差距。机制分析表明，虽然信息基础设施建设通过促进高技能劳动力流动扩大了地区收入差距，但是信息基础设施建设通过降低“冰山”交易成本、促进低技能劳动力流动对地区收入差距的缩小作用更明显。异质性分析发现，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对地区收入差距的缩小作用在北部、地方财政压力小的地区尤为突出。

城市产业转移在市场潜能引起的经济集聚、外商投资以及用地规模的提高下出现了日益突出的进展。而在市场潜能影响城市产业转移的过程中，优越的制度环境将有效增强两者的影响关系。本文采用285个城市层面2005—2022年的面板数据，建立空间杜宾模型、中介模型及门槛模型考察市场潜能、制度环境对城市产业转移的影响，并探讨其中的作用机制和空间溢出效应的衰减边界。研究发现：第一，城市扩大市场潜力显著推动了产业转移，其传导机制为经济集聚增强效应、外商投资扩充效应以及城市用地规模拓展效应。第二，制度环境在市场潜能与城市产业转移的影响关系中存在的门槛效应，而市场潜能在其逐步完善下更能够加快提升产业转移水平。第三，基于城市规模和自身产业转移水平发育的差异，市场潜能和制度环境也对产业转移产生差异化影响。第四，市场潜能及制度环境对城市产业转移的空间外溢效应的有效边界分别为650公里、850公里，且均具有空间溢出作用的距离衰减特征。

基于中国2000—2020年的五期城市面板数据，运用固定效应、门槛效应模型，从经济发展的“量”与“质”出发，探究人口老龄化对城市经济发展的基准影响、作用机制及内在差异。研究发现：（1）人口老龄化仅会抑制城市经济发展水平，并不会影响城市经济发展质量；（2）人口老龄化对城市经济发展的影响并非是完全线性的，老龄化水平在未达到9.96%前其抑制作用并不存在；（3）阻碍产业结构升级与科技创新是人口老龄化影响城市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因，而促进劳动要素投入则有助于削弱人口老龄化的经济抑制效应；（4）人口老龄化对城市经济发展的影响因城市空间区位与发展定位不同而呈现出差异性。因此，建议正视老龄化的经济影响，实施更积极的人口政策；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培育城市科技创新能力；加强员工人力资本积累，开发利用老年人力资源；发挥政府的主观能动性，因地制宜制定配套政策。

基于2013—2022年中国30个省（区、市）面板数据，实证检验数字创新创业对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影响效应及作用机制。结果显示，数字创新创业能够正向驱动新质生产力发展，且该结论在经历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作用机制检验结果显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与数据要素市场化在数字创新创业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过程中发挥中介效应。调节效应结果显示，数字政府建设在数字创新创业影响新质生产力发展过程中发挥调节作用。异质性检验显示，与低创新创业水平省份相比，高创新创业水平省份数字创新创业对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推动作用更强；与东北部、西部和中部相比，东部地区数字创新创业对新质生产力发展的促进作用更强。据此，提出激发社会全域数字创新创业活力、激活数据要素潜能与制定区域协调发展战略，赋能新质生产力快速发展。

共同富裕作为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须清晰认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视域下的理论逻辑、历史逻辑以及现实逻辑。共同富裕在理论维度的政治经济学叙事表现为资本逻辑、劳动逻辑以及人民逻辑这三个层次。共同富裕在历史维度的政治经济学叙事嵌入到市场经济体制、基本经济制度以及基本分配制度之中。在现实维度上，共同富裕的政治经济学叙事要求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联系起来，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对共同富裕的领导，把握好共同富裕的长期性、渐进性与共享性之间的关系，从而为共同富裕提供健全的理论引导、组织保障以及方法论支撑。

本文选取2003—2021年中国281个地级市及以上城市为研究样本，运用包含非期望产出的超效率EBM-GML模型对低碳经济转型进行测度，并且采用渐进双重差分模型分析低碳城市试点政策对低碳经济转型的影响效应，进而从绿色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升级两个视角的多维因素探讨这一政策对低碳经济转型的线性和非线性作用机理。研究结果表明：（1）低碳城市试点政策有效促进了试点地区低碳经济转型。（2）以绿色技术创新和能源效率表征的绿色技术进步与以产业结构合理化和产业结构高级化表征的产业结构升级均发挥了部分中介作用。（3）进一步，在中介效应基础上进行门槛效应检验，表明中介变量所处的阶段不同，低碳城市试点政策对低碳经济转型具有明显的非线性影响。

本文从劳动者、劳动对象和劳动资料三方面构建评价指标体系，评估2012—2022年我国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水平，深入分析其时空特征及其分异机理。研究结果显示：（1）我国新质生产力整体呈现上升趋势，东部沿海地区的发展水平显著高于中西部地区。在构成新质生产力的多个维度中，新质劳动对象的得分最高，这突显了科技创新在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中的关键性作用。（2）Kernel密度分析表明，新质生产力整体具备增长潜力，但区域间差异有扩大的趋势。趋势面分析的结果进一步证实了东部地区的领先地位。热点分析表明新质生产力的高值区域主要集中于长江经济带，而川渝地区则是低值区域的集中地。（3）产业结构是新质生产力发展的主要驱动因素，且各驱动因子进行两两交互作用之后对新质生产力的解释力度显著增强。基于上述结论，本文提出促进区域协调均衡发展、加强技术创新与人才培养等建议。

本文选取2011—2021年中国282个城市的面板数据，基于熵权TOPSIS法和SBM-GML指数法分别测度数字经济和碳生产率的发展水平，运用空间计量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实证分析数字经济对碳生产率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第一，在整体上，中国的数字经济与碳生产率的空间正相关性与集聚现象并存；第二，数字经济的发展均有利于本地与邻地碳生产率的提升，并且这一结果在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第三，根据异质性检验可知，中部地区的数字经济发展比东部、西部地区更有利于促进本地碳生产率的提升，西部地区的数字经济发展比东部、中部地区更有利于促进邻地碳生产率的提升；第四，基于中介效应模型发现，数字经济通过促进产业结构升级、推动技术创新以及能源减耗等促进了碳生产率的提升，其中技术创新所起的中介效应要高于产业结构升级与能源消耗。

本文从产业政策的视角，利用2011—2021年中国287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借助“中国制造2025”国家级示范区政策这一准自然实验，使用多期双重差分法考察“中国制造2025”国家级示范区政策对城市创新能力的影响。研究结果发现，“中国制造2025”国家级示范区政策的实施显著提升了城市创新能力，并且这一结论通过了工具变量检验、安慰剂检验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中国制造2025”国家级示范区政策对城市创新能力的影响，因城市的数字信息化水平、地方政府财政能力以及地理区位的不同而不同，具体表现为在数字信息化水平较高、地方政府财政能力较强和位于东部地区的城市，“中国制造2025”国家级示范区政策对城市创新能力的提升作用更为明显。机制分析发现，“中国制造2025”国家级示范区政策主要通过产业结构升级效应、人才集聚效应和财政支持效应增强了城市创新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