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立足于新时代区域协调发展理念，建立区域协调数字经济模型，论证区域一体化对数字经济的驱动效应；聚焦于生产要素微观视角，基于劳瑞引力模型构造创新要素流动变量，在“中心－外围”理论框架下剖析区域一体化促进数字经济的跨区域动态影响路径。结果表明：（1）区域一体化促进区域内数字经济发展并存在“时间滞后效应”与“空间溢出效应”；（2）在门槛效应方面，区域一体化对于数字经济的驱动效应随创新要素流动加剧逐步增强；（3）在流动路径方面，创新要素流动对区域数字经济的促进效应具有“先聚集，后扩散”路径特征，其中，对中心区发展呈现“先促进，后抑制”的作用特征，对外围区发展呈现“先抑制，后促进”的作用特征。基于区域一体化在创新要素流动的调节作用下促进数字经济发展这一重要结论，研究提出区域数字经济协调发展相关政策建议。

绿色技术创新作为实现中国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研究其产生的碳减排效应及作用机制对实现“双碳”目标具有重要意义。文章基于中国2006—2020年282个城市面板数据，运用空间杜宾模型，考察了绿色技术创新对城市碳排放的影响。研究表明：（1）绿色技术创新具有显著的城市碳减排效应，且存在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2）环境规制与产业结构高级化均增强了绿色技术创新的城市碳减排效果；（3）绿色技术创新的碳减排效应存在区域差异与时间差异，东部地区和提出创新驱动战略之后绿色技术创新对城市碳减排的效果更加明显。因此，要进一步完善绿色技术创新体制机制，构建城市之间绿色技术创新与节能减排协同联动机制，因地制宜地制定绿色技术创新激励政策，推进城市绿色低碳转型以及“双碳”目标实现进程。

中国数字经济发展已经走在世界前列。本文首先理论分析了大数据体系建设对共同富裕的作用机理，然后基于2013—2020年284个地级市面板数据，构建共同富裕指标，利用国家级大数据综合试验区设立提供的准自然实验，实证检验了大数据体系建设对共同富裕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在样本期间，大数据体系建设尚未发挥对共同富裕的促进作用，处于“先导”阶段，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该结论依然成立。调节效应检验表明，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提升有助于加快大数据体系建设对共同富裕的正向作用进程。拓展性分析表明，大数据体系建设降低了企业劳动收入份额，扩大了企业劳动收入差距。大数据体系建设是一项具有前瞻性和战略性的政策措施，在大数据体系带来的数字红利惠及全体人民之前，还需做好反垄断、物质与人力资本积累以及统筹区域协调发展等方面的准备工作。

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共同构成了我国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推动二者深度融合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随着数据要素的发展，大数据应用为深化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融合提供一条创新路径。本文基于我国2011—2020年省级面板数据，以国家大数据综合试验区政策作为准自然试验，构建广义双重差分模型，探析了大数据综合试验区政策对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的影响。研究发现：大数据综合试验区的建设能够显著提升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融合水平；异质性分析表明，大数据综合试验区的政策效应因区域位置、数字基础设施水平、实体经济发展水平、地方财力保障水平的不同呈现异质性特征；进一步研究表明，技术创新应用和优化要素配置是大数据综合试验区促进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的中介传导机制。

随着乡村产业振兴战略的推进，农户分化的态势逐渐显现，兼业农户成为农村创新创业、促进产业发展的主流群体。近年来，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为改善农户信贷可得提供有利契机，但能否以及如何对兼业农户的信贷可得产生影响尚未可知。本文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实证检验数字普惠金融对兼业农户信贷可得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显著促进兼业农户的信贷可得；机制检验发现，收入多样性和社会互动在数字普惠金融促进兼业农户信贷可得中具有中介效应；异质性检验发现，数字普惠金融促进兼业农户信贷可得存在地区异质性和兼业程度异质性，对中西部地区和二兼农户的促进作用最为显著。研究结论有助于明晰数字普惠金融影响兼业农户信贷可得的内在作用机理，对促进数字普惠金融均衡发展，增强主流农户信贷可得，进而实现乡村振兴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数字新质生产力是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核心所在，也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文章从数字劳动力、数字劳动对象、数字生产资料三个方面切入，建立数字新质生产力评价指标体系。在此基础上，使用TOPSIS法测算2016—2022年数字新质生产力水平，并解析影响数字新质生产力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不同省份的数字新质生产力差距较大，总体数字新质生产力水平呈现出攀升特征。与2016年相比，2022年我国总体数字新质生产力水平较高。就子系统而言，数字劳动对象变化较小，数字劳动力水平提升较快，数字生产资料对数字新质生产力的贡献作用最大。就影响因素而言，经济水平、技术创新投入、金融发展水平与人力资本均对数字新质生产力水平提升具有显著增强作用；而对外依存度对数字新质生产力的作用具有不稳定性。据此，本文提出完善数字产业高质量发展体制、打造区域数字生产力协调发展格局、全面激活数字生产资料效能等政策建议，为数字新质生产力研究提供参考。

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是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中之重。从“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的“三化”视角构建我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测度指标体系，使用CRITIC-熵权法对全国30个省（区、市）2011—2019年制造业高质量发展进行测度，使用障碍因子诊断模型识别制约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因素，采用Dagum基尼系数进行地区差异性比较，运用Kernel密度揭示分布动态及其演进特征。结果显示：（1）中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水平总体提升，各维度的增长趋势并不一致；（2）中国区域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呈现出按东部-中部-西部阶梯分布的特征，各区域的绿色化发展均表现突出；中国区域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总体差异逐步扩大，主要归因于地区间存在的差异；（3）全国及三大地区制造业高质量发展都呈现出绝对差异扩大的趋势；各省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首要障碍因子是高技术产品出口技术复杂度。本文为把握我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态势和地区差异、制定相关政策提供了启示。

本研究采用博弈论组合赋权法，测度中国绿色金融和数字技术耦合协调发展水平，并采用Kernel密度估计法、传统Markov链模型和空间Markov链模型分析其动态演进特征和趋势。研究发现：中国省份全样本、东部地区省份、中部地区省份、西部地区省份与东北地区省份的绿色金融和数字技术耦合协调水平呈上升趋势。绿色金融和数字技术耦合协调水平存在显著的俱乐部趋同，高水平趋同与低水平趋同更显著，即对角线上低水平与高水平的地区保持稳定的概率均较高，存在“马太效应”。通过实证检验发现，绿色金融与数字技术耦合协调发展可以显著促进降污减排，进一步采用空间杜宾模型分析其空间效应，结果显示绿色金融与数字技术耦合协调发展的降污减排效应存在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

本文使用2013—2021年中国30个省（区、市）的面板数据，采用空间计量法研究天然气供需的空间错配，引入地理空间权重和经济空间权重，并结合天然气生产分析天然气消耗对空气污染的空间溢出效应和影响机制。研究发现：（1）天然气消耗增加会显著降低PM_2.5排放，且天然气消耗越多，空气质量指数越低（p<0.05）。这表明天然气消耗有利于减轻空气污染；（2）由于各省份能源禀赋不同，天然气供需存在空间错配。且在引入地理空间权重和经济空间权重后发现，天然气消耗存在正向空间溢出效应，天然气生产存在负向空间溢出效应；（3）对于天然气供给大于需求的省份，天然气的使用偏好更能降低空气污染，这些省份能够通过用天然气消耗替代煤炭消耗，实现化石能源内部清洁化转型；（4）本文引入各省份GDP作为门槛变量，发现只有当各省份GDP跨越门槛值时，天然气消耗会显著改善空气质量，这是因为各省份的经济发展为化石能源内部转型的基础建设提供了保障。

实现碳达峰目标的关键措施在于推动传统能源消费向可再生能源转型，探究不同能源政策工具的实际效果与作用机理有利于针对性地调试政策，对落实碳减排工作具有重要现实意义。本文在梳理能源转型政策驱动机理的基础上，构建能源转型的系统动力学模型。以湖北省为例，结合配额约束与补贴激励两类政策进行多情景模拟，研究发现：（1）基准政策情景下，到2025年湖北省可再生能源消费比重约19.5%，“十四五”规划中的能源转型目标将滞后一年实现，但能源碳排放总量可于2029年提前达到峰值；（2）9个碳排放配额与新能源补贴的组合政策情景下，仅有3个情景实现2025年的能源转型目标，要求政策制定至少满足高额补贴与低碳配额中的一项。4个情景无法于2030年实现碳达峰，表明新能源补贴需要至少维持现状或在降低补贴的同时进一步缩减碳排放配额；（3）“配额约束—补贴激励”存在良好的政策组合效应与互补关系，能够通过规模限制、技术进步、收益激励、需求替代多条路径实现政策目标。

利用熵权TOPSIS法对2013—2022年中国农业农村新质生产力水平进行测度，并利用Dagum基尼系数法、空间相关性分析法和系统GMM法细致探析中国农业农村新质生产力水平测度的时空演化趋势及影响因素。研究发现：考察期内中国农业农村新质生产力水平整体呈现稳步上升趋势，但存在不平衡、不稳定现象。分地区而言，东部地区农业农村新质生产力水平最高，中部和东北部地区次之，西部地区最低；分省份而言，中国各省份农业农村新质生产力水平存在显著差距。中国农业农村新质生产力水平存在较强空间正相关性。中国农业农村新质生产力水平的总体差异不断降低，且地区间差异是造成总体差异的主要原因。经济发展水平、城镇化水平、科技创新水平、财政支农力度等因素均能够提升中国农业农村新质生产力水平。据此，提出完善农业农村新质生产力发展体系、健全差异化农业农村生产机制、统筹优化农业农村生产资源举措，为中国农业农村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参考。

在新发展格局下，测度和评价城市高质量发展水平意义重大。文章构建指标体系，综合运用熵权法、相对发展率指数与障碍因素诊断模型，研究2010—2020年我国65个大中型城市高质量发展水平的时空演变趋势及障碍因素。结论如下：（1）总体看，时间上城市高质量发展水平提升显著；空间上由“小差距、低水平”向“大差距、高水平”演变，城市群城市、副省级城市更具优势，高、较高水平城市发展速率快，区域差异呈东、中部优，西、东北部弱的格局；（2）分维度而言，时间上，内需潜力与消费能力、要素供给与流通水平、技术创新与产业升级及城市便利性指数综合得分波动上升，区域协调发展指数波动小，对外开放指数下降；空间上，高、低水平城市存在差异且发展不均衡；（3）从障碍因素看，城市便利性等指标偏低始终是城市高质量发展最主要的障碍因素，相关细化指标也含有共性障碍因子。鉴于此，文章针对补短板、促均衡、破障碍等提出推动我国城市高质量发展的建议。

债务风险化解已成为地方财政治理的重要议题。本文以2015—2022年发行的地方政府专项债为研究样本，系统考察了财政可持续对专项债发行利差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结果表明：财政可持续对专项债发行利差有显著抑制作用，具体表现为财政汲取能力提高会显著降低专项债发行利差，债务负担加重则会显著提高专项债发行利差。在替换核心变量、更换样本范围和层级后，结果依旧稳健。分位数结果表明：地方财政汲取能力对专项债发行利差较高省份的影响更大。异质性分析表明：非项目类专项债、财政可持续性较弱地区专项债发行利差受影响更大。进一步研究发现：非政府债评级下调、金融发展水平提高能够强化财政可持续对溢价的影响；此外高债务风险地区划分、政府性基金收入占比会对发行溢价产生调节作用。本文研究结果在讨论化债措施等方面具有意义，有助于为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提供参

以2008—2022年中国A股上市制造企业为研究对象，实证分析了人工智能对制造业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影响。研究发现：人工智能提高了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可以成为制造业新质生产力发展的直接动能，此结论经过多重稳健性检验后仍成立。机制分析表明，人工智能以创新能力升级、劳动力学历和技能结构优化以及供应链内部效率提升为主要渠道，释放其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正向效应。异质性分析发现，国有、大规模、劳动密集和有信息技术背景的高管团队等企业特征，高技术和技术更迭速度快等行业特征，以及更完善的知识产权保护环境等是人工智能创造更高生产率的重要条件。拓展性分析验证了人工智能还可以提升制造企业的经济价值、生态价值和社会价值。为此，应积极开展“人工智能+”行动，发挥企业创新主体作用，保障智能要素供应，完善融合的“硬设施”和“软环境”等，使人工智能为制造业新质生产力发展蓄势赋能。

包容性绿色增长是促进共同富裕的重要手段。本文在数据包络分析框架下，将城乡收入差距和环境污染纳入包容性绿色TFP的测度中，利用QAP方法考察数字经济对包容性绿色增长地区差距的影响。研究发现：样本考察期，数字经济的均衡发展显著缩小包容性绿色增长的地区差距；其中，数字产业发展及数字技术创新对包容性绿色增长的地区差距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数字基础设施对包容性绿色增长的地区差距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异质性分析发现：东部地区及南方地区数字经济的均衡发展显著缩小包容性绿色增长的地区差距；以城市群划分，优化提升类及发展壮大类城市群的数字经济均衡发展对包容性绿色增长地区差距缩小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以城市经济水平划分，四线城市数字经济的均衡发展显著缩小了包容性绿色增长的地区差距。上述研究，对于“十四五”时期推动数字经济区域协调，缩小包容性绿色增长的地区差距以及共同富裕的实现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从增速收敛视角出发，本文首先提出了经济增长收敛程度的测算方法；其次利用1978—2022年省级层面数据，探究了全国及各大区域收敛程度的时序演变特征；最后基于全国层面时间序列数据和偏最小二乘回归（PLSR）方法，实证检验了其主要影响因素。研究发现：（1）中国经济增长不仅具有收敛趋势，且收敛程度不断提高，改革开放至今省间增速差异收敛了近3/4，目前保持稳定；（2）不同区域的收敛水平差异明显，中部地区最低。三种区域划分视角下，东部地区收敛水平高于中西部地区，南方地区高于北方地区，经济大省高于非经济大省；（3）中国经济增长收敛程度变化是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物质资本积累的贡献程度最大，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和数字经济发展的影响相对较弱，政府干预是唯一消极因素。本文的研究结论对准确认知我国目前所处的收敛阶段以及加速全国收敛进程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在发展数字经济的同时提高劳动报酬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是当前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促进共同富裕的重要任务。本文通过构建数据要素参与下的服务业企业生产函数，基于2016—2020年中国服务业上市公司数据实证检验服务业数字化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研究表明服务业数字化转型显著提高了劳动收入份额。进一步分析发现，扩大就业规模、推动企业人力资本结构升级是服务业企业数字化转型提高自身劳动收入份额的重要机制；在基础服务领域，服务业企业数字化转型提升劳动收入份额的作用效应更为显著；数字技术中人工智能、云计算、大数据和数字技术应用对提高劳动收入份额的效应更强。因此，为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和共同富裕，要促进数字技术研发创新，积极引导数字技术在服务业推广应用，完善数据要素市场建设，促进数据要素的跨行业、跨领域流通，促进服务业数字化转型。

本文在企业层面构造新质生产力和对外直接投资（OFDI）高质量发展指标体系，以2011—2021年中国沪深两市非金融类上市企业为样本，深入探究新质生产力对企业OFDI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1）新质生产力对我国企业OFDI高质量发展具有显著促进效应，此结论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和内生性处理后依旧成立；（2）新质生产力通过缓解融资约束、提高环境、社会和治理（ESG）表现，促进我国企业OFDI高质量发展；（3）新质生产力对我国企业OFDI高质量发展的促进效应存在异质性，对于国有企业、东部地区企业或非高技术密集型企业样本中更加显著；（4）高管海外工作经历在新质生产力促进企业OFDI高质量发展过程中发挥着显著的调节作用。本文结论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加快我国企业OFDI高质量发展提供新动力、新优势和新路径，对于大幅提高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我国国际循环质量水平、持续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等提供重要的理论支撑和政策启示。

本文基于2013—2021年中国30个省（区、市）的数字经济与绿色创新的耦合协调评价，考虑区域发展重大战略，借助泰尔指数和空间自相关等模型方法对其时空演化特征及差异成因进行分析。研究发现：中国数字经济与绿色创新实现较快增长，在空间上呈现出从沿海沿江省份推向全国的动态过程，五个区域间发展差异明显并已形成三个发展阶梯；耦合协调发展基本面向好，由严重失衡改善为轻度失衡，但长期存在发展极化现象，粤港澳大湾区断层式领先其他四区；耦合协调发展的整体差异有所改善，区域内差异是整体差异的主要来源，其中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战略区的省际差异最大，长江经济带对整体差异的贡献率最高；耦合协调发展存在显著的正向空间自相关性，但自相关性强度有所减弱，长江经济带下游出现显著的高值聚集区，黄河流域中上游形成显著的低值聚集区。

文章基于1996—2021年115个经济体的面板数据，从经济效率、经济稳定、经济结构、社会福利和绿色发展五个维度构建了全球国家层面的经济高质量发展指标评价体系，并实证检验了资本账户开放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结果显示，资本账户开放能够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的提升，但同时也存在明显的国家类型异质性和地理区位异质性。接着进行分项指标回归，发现资本账户开放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主要源于其对经济效率、经济结构和社会福利三个方面的改善。进一步通过机制检验，可知资本账户开放可以通过促进双向直接投资、金融发展和经济全球化三个机制来驱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最后，调节效应检验结果表明，良好的制度环境能够强化资本账户开放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这些结论有助于理解资本账户开放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系，能够为中国以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理论支撑与经验证据。

本文以2011—2021年省域和城市面板数据为依据，先构建了“物质—精神—生态”三维系统的共同富裕评价体系并利用熵权法对其进行了测算，再运用静态面板模型、工具变量估计等实证考察了数字经济空间集聚结构对共同富裕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1）东部地区共同富裕水平与数字经济多中心水平相较于中西部地区更高；（2）数字经济单中心空间集聚结构容易诱发垂直化的过度集聚空间地理现象，不利于全面推动共同富裕，而多中心空间集聚结构容易形成扁平化的空间联动增长模式，有助于全面推动共同富裕；（3）数字经济单中心空间集聚结构通过加剧区域创新要素配置失衡、产业结构布局失调而间接对全面共同富裕产生阻碍作用，而多中心空间集聚结构通过促进区域创新要素配置平衡、产业结构布局优化而间接对全面共同富裕产生推动作用。为扎实推动共同富裕，应主张促进数字经济做强做优做大、合理布局数字经济空间集聚结构以及强化路径依赖等举措。

基于2004—2020年30个省（区、市）的面板数据，研究运用空间杜宾模型与中介效应模型深入剖析人口老龄化对碳排放强度的影响。研究发现：（1）碳排放强度在省域间展现出显著的空间相关性和集聚效应，人口老龄化有效降低了本省碳排放强度，但对邻近省份却产生反向作用，此结论经检验具有稳健性；（2）动态视角下，人口老龄化持续推动区域碳减排工作，但其促进效果随时间逐渐减弱；（3）老龄化通过减少居民消费、加速新型城镇化进程及增强环境规制等途径降低碳排放，且其影响存在区域异质性，东西部地区受益于老龄化减排效应，而中部地区则相反，背后作用机制亦有所不同。研究价值：在老龄化背景下，推动低碳经济发展需实施人口高质量发展战略，促进产业转型与低碳消费理念，并依据区域差异制定针对性低碳政策，以实现绿色低碳经济的协调发展。

制造业是中国经济的基础与支柱，其绿色发展是促进中国由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转化的必然选择，更是建设生态文明的重要依托。基于2012—2021年中国制造业A股上市公司数据，考察企业数字化水平对制造业绿色发展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显著促进制造业绿色发展；数字化转型主要通过促进绿色创新促进制造业绿色发展，相对于策略性绿色创新而言，实质性绿色创新是主要传导渠道；数字化转型可通过促进高素质劳动力集聚和金融集聚来促进制造业绿色发展；东部地区数字化转型促进制造业绿色发展作用显著，西部地区则不显著；高技术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对绿色发展促进作用更显著；相比私有制造业，国有企业的数字化转型促进作用更强。

持续释放数字红利的普惠共享，推动数字包容发展对于促进共同富裕大有可为。在对数字包容和生计资本进行评价的基础上，选取2013—2022年我国31个省（区、市）的数据，从宏观和微观层面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进行研究。研究发现：（1）数字包容与生计资本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数字包容发展能够提升城乡居民生计资本；（2）数字包容发展通过城镇化水平对生计资本产生一定促进作用；（3）数字包容发展对生计资本的影响存在异质性，相对于东部地区，中西部地区的数字包容发展对生计资本的提升作用更大；（4）数字包容发展对生计资本构成的六个维度具有显著的指标异质性，并通过相互作用促进生计资本耦合协调度提升，推动实现共同富裕目标。

马克思笔下所讨论的资本，其造成剥削、导致社会两极分化并最终使资本主义制度无以为继的主要原因在于，它建立在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人占有的基础上。生成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实践中的公有资本则不同——从理论逻辑看，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并不意味着资本历史使命的完成，要让资本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继续其历史使命、发挥其文明作用，其所采取的主要形式必然是公有资本；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进程看，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体制改革使得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上的雇佣与被雇佣关系在实践中生成，为资本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继续其历史使命创造了条件。实际上，市场配置资源本质上是资本通过市场来配置资源，因此，公有资本不仅是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有机结合点，公有资本的提出，还生动地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在新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对马克思资本理论的守正创新。

实现劳动力市场上的两性平等是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所设想的目标之一。在中国深度参与全球价值链的活动中，劳动市场上的两性平等目标实现程度尚不清晰。针对此问题，基于中国劳动统计年鉴等数据库，借鉴赫芬达尔—赫希曼指数构建了就业参与的性别差距指数，并利用“十大产业振兴规划”这一准自然实验，采用双重差分法评估政策对就业参与性别差距的影响。结果表明：（1）中国自2001年加入WTO后，就业参与的性别差距呈扩大趋势。（2）中国就业参与存在性别不平等链，即在全球价值链中，相对于增加值较低部分，增加值较高部分的性别参与更不平等。（3）“十大产业振兴规划”所覆盖行业的女性参与比例下降了0.7%，进而使这些行业的就业参与性别差距指数上升了0.6%。（4）“十大产业振兴规划”政策助推其所覆盖行业对劳动力需求增加，由于劳动力市场的性别偏好，导致男性对女性产生“挤出效应”。

基于2011—2021年中国30个省（区、市）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数字经济对低碳全要素生产率的直接影响，并从产业结构升级视角探究其作用机制。研究表明：数字经济显著促进了低碳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并且这种促进效应随着低碳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而不断增强，总体上中国不存在数字经济的“生产率悖论”。机制检验显示数字经济可以通过推动产业结构高级化、工业结构升级和服务业结构升级，进而提升低碳全要素生产率。异质性检验表明数字经济对低碳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效应在中部地区最强，东部地区次之，但是在西部和东北地区并不显著。进一步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对邻近省份的低碳全要素生产率存在显著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低碳全要素生产率存在明显的绝对和条件收敛特征，数字经济可能会促进区域低碳全要素生产率发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