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新常态”经济发展要求，探寻中国经济增长动力源是值得关注的焦点。本文在梳理经济增长动力问题基础上，提炼出支撑中国经济增长的九个因素，并通过牛顿第二定律解释了影响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问题，且基于灰色关联度模型，对影响经济增长的强弱程度进行剖析，寻找支撑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源。最终得出两个结论：第一，1998～2012年，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来自于投资、消费和技术投入环节，其次为金融、劳动投入、城镇化改革，而净出口、FDI和经济结构三个环节影响偏弱；第二，引入牛顿第二定律，并通过灰色关联度分析，可以解释经济现象中的动力问题，找出经济发展根本动力，在方法及实践上是可行的。

历史经验表明，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周期性波动通常伴随着产业结构的变革，经济周期和产业结构转型二者之间存在着紧密联系。本文首先对经济周期与产业结构转型之间的内在联系进行了系统性总结。之后，在已有的产业结构转型模型基础上考虑周期因素，对1978-2013年间各经济周期扩张阶段和收缩阶段的收入效应、技术进步效应和资本深化效应在我国产业结构转型中的贡献度进行了独立测算。结果显示，经济周期的不同阶段，产业结构转型动力存在一定的差异；该结论表明，产业结构转型政策的制定应考虑周期因素。最后本文就当前经济下行环境下如何有效促进我国产业结构转型这一问题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

本文从结构化的视角出发，将马克思的扩大再生产平衡理论和对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二重含义的阐释相结合，通过一个简单的两部类生产消费框架分析目前国内两大部类结构性失衡问题。研究发现，两大部类结构性失衡主要是由于在扩大再生产过程中生产要素的配置长期扭曲，要素配置的不均衡导致两大部类劳动生产率分化，而两大部类的非协同发展最终导致由市场供给结构和需求结构的不匹配。

在全球应对气候变化低碳发展的形势下，经济增长、能源消费与二氧化碳排放的矛盾日益突出，考虑到这三者间可能存在的双向反馈作用，本文基于1990-2011年全球61个国家的面板数据，以经济增长理论为基础，建立了含经济增长方程、能源消费方程及二氧化碳排放方程在内的动态联立方程组，运用系统GMM的计量方法研究了经济增长、能源消费以及二氧化碳排放间的动态关系，并比较了不同收入水平国家这三者关系的差异性。研究结果表明：世界整体、高等收入国家和低等收入国家的经济增长和能源消费、能源消费和二氧化碳排放之间均存在双向因果关系，同时存在由经济增长到二氧化碳排放的单向因果关系；对于中等收入国家，经济增长、能源消费、二氧化碳排放的任意两者间都存在双向因果关系。全球范围内存在“经济增长→能源消费→二氧化碳排放”这一关系链，“节能减排”的措施仍将影响全球经济的发展；尤其是对于像中国这样的中等收入国家，需找到经济增速与减排目标的平衡点，而片面的确定二氧化碳减排目标会显著地冲击和影响其经济发展；高等收入国家则应尽快实行经济增长与能源消费增长的完全脱钩。

改革开放后，在长三角城市群之间同城化背景下，长三角城市群中各城市的产业结构也不断的逐渐演变。本文首先考察了长三角城市群产业结构的时空演变并分析了其演变的动力机制；然后运用空间偏离—份额模型方法研究表明：长三角城市群大部分城市产业结构较为合理，具有产业结构效应；大部分城市已经形成了空间竞争力净效应；大部分城市已经形成了空间区位效应。因此，长三角城市群应进一步推动同城化的深化，以此，推动要素的自由流动，城市群内部依据要素禀赋发展产业分工，实现多赢。

新能源汽车因其在节能减排上的优势已成为汽车产业结构调整的方向和新兴增长点。在推动新能源汽车产业化发展的道路上，政府补贴一直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鉴于此，通过构建消费者与政府之间的演化博弈模型，分析汽车消费者是否购买新能源汽车的策略选择和政府是否对购买新能源汽车的消费者进行财政补贴激励的策略选择的互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在两种情况下存在演化稳定策略。最后，通过对影响该动态系统稳定的关键因素进行分析，给出相关政策建议使演化博弈的策略向社会福利最大化所期望达到的最优目标收敛。

本文通过建立1978年-2014年的面板数据VAR模型实证比较分析了全国和各地区产业结构调整对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影响。结果表明：从全国的层面来看，产业结构的调整对货币政策信贷传导渠道有显著的影响。信贷量对Moore指数的影响是先下降后上升，并且持续的时间较长。产业结构的调整对CPI增长率和GDP增长率的影响几乎都是上升，并且持续的时间同样较长。但是从各地区的层面来看，产业结构的调整对货币政策信贷传导渠道的影响却有显著的差别。东部地区的产业结构变动对于信贷政策最为敏感，中部地区产业结构变动对CPI增长率的最大，对于GDP增长率的影响却是负向的。而对于其他地区来说，产业结构的变动对CPI增长率影响不大，但是对GDP增长率的影响却是显著正向的。

本文运用新经济地理学的理论对城市经济增长模型进行了拓展，详细分析了集聚效应和拥挤效 应对城市规模的影响机制。通过将基本公共服务因素和房价因素引入拥挤函数对拥挤效应做了进一步的细 化，并将拥挤函数纳入增长函数，来构建分析稳态演进路径的理论模型。该模型显示，城市规模最后都会收 敛于适宜规模，适宜规模是动态变化的，它跟城市经济状况，房价，基本公共服务水平有关，行政等级也会 影响到城市的适宜规模。文章利用中国３５个大城市２００３－２０１２年的城市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结果与理 论模型的基本吻合，房价和基本公共服务对城市规模有显著影响。本文还对不同行政层级的城市做了进一步 分析，发现不同行政层级城市适宜规模的特点。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崛起的新增长理论和新经济地理学在不完全竞争框架内用技术创新、递增报酬、运 输成本以及这些因素的消长解释区域发展差异。我们针对２０１４年中国２７０个地级城市非农产业生产活动的规模 报酬及其影响因素展开的经济计量研究表明： （１） 城市劳动产出弹性与城市技术水平或创新能力正向关联； （２）资本产出弹性与人口密度正向关联，与运输成本负向关联； （３）２７０个地级城市中有２６７个城市的规模弹 性值大于１，表明中国城市和区域非农产业经济活动具有典型的规模报酬递增特征； （４） 中国城市和区域非农 产业经济活动的规模报酬依东、中、东北和西部顺序梯度递减，这为杨开忠（２００１） 解释中国四大经济地带发 展差异的“西部空间格局不经济”说提供支持。

通过城镇化、工业化减小城乡收入差距是增强发展整体性、提高发展协调性的内在要求。在理论分析城镇化、工业化与城乡收入差距关系的基础上，基于２０００－２０１３年分省统计数据，构建协调发展度评价指标与面板数据分析模型，评估了中国城镇化、工业化与城乡收入差距的耦合关系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研究期内三者协调发展度总体上呈现增长趋势，东部地区明显优于中西部地区，但城镇化、工业化并未必然减少城乡收入差距；农民进城未落户、生计转变能力较差的农户越难以进城落户、农民主要受雇于规模化程度较低而劳动密集程度较高的传统行业、粮食主产区农业种植结构调整约束等因素的共同作用，使得依赖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来降低城乡边际报酬差异的理论机制难以发挥作用。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阶段，建议通过促进常住人口市民化、推动农村三次产业融合发展、加大对农业农村转移支付力度等途径，减少城乡收入差距，促进三者良性互动。

新常态下，长江经济带的金融集聚对经济增长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通过对长江经济带３９个城市２００４—２０１３年的面板数据进行分析，并用空间计量分析方法对金融数据进行测度。在此基础上，通过建立空间滞后模型、空间误差模型和空间杜宾模型，检验了金融集聚对经济增长的空间溢出效应。研究表明：（１）长江经济带存在金融集聚现象；（２）银行业和保险业是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 （３） 证券业的经济杠杆作用尚未充分发挥，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并不显著。最后，本文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近些年来，能源回弹效应已成为能源经济学研究的热点问题。然而，既有研究仅从局部均衡视角关注行业或部门层面的能源效率与回弹效应，缺乏一般均衡视角的整体分析。本文通过构建两部门一般均衡模型对能源回弹效应进行了重新研究，发现宏观经济层面的短期和长期能源回弹效应具有差异：短期会出现逆反效应，长期回弹效应的类型取决于非能源产品和能源生产过程中能源效率弹性与劳动效率弹性之比。本文克服了传统局部均衡分析方法的局限性，为我国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和能源节约提供新的理论依据，为政策制定者制定能源政策提供新的发展思路。

在考察中国区域经济波动的基础上，将影响因素分解为产能过剩因素和价格扭曲因素，利用１９９９－２０１２年省级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价格扭曲在产能过剩与经济波动的影响路径上具有中介效应；产能过剩、价格扭曲均与经济波动显著正相关；价格扭曲程度与异常经济波动正相关；通货膨胀和金融发展与经济波动显著正相关，全要素生产率和ＦＤＩ与经济波动显著负相关。因此应大力推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形成反应真实、灵敏的价格信号机制，化解产能过剩，推进要素市场改革，抑制通货膨胀水平与金融发展程度，适度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和ＦＤＩ所占的比重，推动经济稳定健康发展。

本文在政府跨期预算约束视角下推导得出财政可持续性检验条件，并基于时变协整模型对１９５２～２０１５年我国财政政策可持续性进行实证分析，运用非线性Ｇｒａｎｇｅｒ因果检验方法检验我国财政收支之间因果关系。研究结果表明：１９５２～２０１５年我国财政政策具有可持续性，但财政收支的长期均衡关系呈现出显著的时变特征。在１９９７年亚洲金融危机时期，财政失衡态势较为严重；而在２００８年全球金融危机时期和２０１２以来的经济“新常态”时期，财政收支规模较为均衡；在当前“新常态”背景下，财政赤字率的持续提高并未对我国财政政策可持续性造成显著影响。同时，由于我国财政收支调整行为与“财政同步假说” 相符，财政收入和财政支出之间存在双向Ｇｒａｎｇｅｒ因果关系。为此，从长期来看，为了保证我国财政政策的可持续性，政府可根据未来我国经济形势的转变，适时的将财政政策从积极向稳健调整，并从财政收支两方面采取措 施，实现财政收支的动态平衡。

宏观经济的运行关乎国家稳定和发展的大局，对于一个国家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投资、出口和消费作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其走势和波动对于宏观经济的运行影响重大。由于ＧＤＰ的增长率是按季度度量的，而投资、出口和消费的增长率都是按月度度量的，因此本文利用混合频率数据抽样模型（ＭＩＤＡＳ），并结合中国经济有巨大波动性的事实，对中国宏观经济进行分析和短期预测。研究结果表明，ＭＩＤＡＳ模型在对中国宏观经济的短期预测精确性方面具有一定的优势，投资增速的放缓和出口增速的下滑是引起当前中国宏观经济下行的重要原因。因此，我们需要反思传统的“三驾马车” 思路，推进供给侧改革，以保持中国宏观经济“又好又快”的增长。

新型城镇化在“十二五”中上升为国家战略，明确要求以城市群为单位推进城镇化，最终实现 “两横三纵”的城市群架构，通过连笔纵横，实现全国城镇化。与此同时，我国城镇化进程存在诸多失衡与失调，如人口转移与土地扩张不匹配、产业发展与劳动力迁移不同步、大城市与中小城镇发展失衡等。对上述不协调现象的探索，学者们多从空间、人口、产业城镇化进程的内部找原因。本文提供另外一个思路，由于区域的城镇化进程与经济增长、金融发展在要素层面有千丝万缕的勾稽，城镇化的健康发展离不开与经济增长、金融发展之间的良性互动。所以，探讨三者的协调性有积极意义。据此，本文以中国２１个城市群为研究样本，选取相关指标，建立经济增长、金融发展、城镇化三个子系统，并考察三者协调情况。在此基础上，使用空间计量中的莫兰指数研究判定上述协调性为空间负相关。该研究结论表明，以城市群为主体推进全国范围内城镇化，在现阶段会出现各个城市群内经济增长、金融发展、城镇化的协调度在群与群之间呈现反向影响，某一城市群的三系统协调性，会受到周边城市群协调性的反向扰动。文末对该结论给出了现实解释。

本文基于２０００－２０１３年的省级面板数据，设置三种空间权重矩阵，运用ＬｅｓａｇｅａｎｄＰａｃｅ（２００９）提出的空间回归偏微分方法，实证检验了我国信息化发展对区域经济增长的空间溢出效应。研究发现，中国省域经济增长存在显著的正向空间相关性，区域经济活动受其他与之相近空间特征地区的影响；三种空间权重下信息化对经济增长的区域内溢出效应显著为正，溢出效应在０１８－０２５之间，但区域间溢出效应并不显著；固定资产投资对经济增长具有直接的促进作用，但影响小于信息化的效应水平；人力资本在促进区域经济增长方面的作用尚未得到应有发挥，潜能需要进一步释放；政府财政支出对区域经济增长的正向间接效应抵消了负向直接效应，因而总效应表现为促进。

本文利用世界投入产出表２００１－２０１１的数据，对中国制造业各行业的全球价值链参与度和分工地位指数进行了测算，并以此来考察参与全球价值链对中国制造业就业结构的影响。研究发现，全球价值链参与度和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是影响中国就业结构的重要因素，全球价值链参与度越高，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指数越低，中国对熟练劳动力的相对需求越大。子样本回归结果进一步表明，较发达国家而言，与发展中国家进行全球价值链分工对中国熟练劳动力相对需求的促进作用更大；分技术层次进行分析时发现，全球价值链参与度对中国各技术层次制造业熟练劳动力的相对需求都有促进作用，但是高技术行业的国际分工地位指数对熟练劳动力的相对需求促进作用不显著。

本文基于区域经济视角，以Ｅａｔｏｎ和Ｋｏｒｔｕｍ模型（２００２） 为基础，采用进出口国家的国内生产总 值、绝对优势和比较优势、距离等变量共同构建了一个类似于引力模型的方程。研究表明，贸易国间的距离、 共享边界、区域贸易协定ＰＴＡ影响了双边贸易流量，贸易国的价格、工资、技术水平是影响贸易相对竞争力和 开放程度的主要因素，一国可以通过积极参与区域贸易协定、提高技术水平等措施促进贸易发展潜力的提升。

基于大数据与“互联网＋”背景下，本文试从信息源的选取、专家选择、文本意见提取和指数 合成四方面构建“互联网＋金融安全”的监测框架，并通过选择并挖掘数名财经专家意见验证其可行性。此 外，通过选择基于我国特殊国情的１９个宏观经济指标建立传统金融安全指数，验证专家意见指数的灵敏性。 结果表明，基于网络舆论构建的专家意见指数对金融安全进行监测具有可行性，并且灵敏性更强，为中央银 行金融管理部门新型金融危机及时性决策提供一种思路参考。

本文建立了基于交易、谨慎和资产组合等多重动机的货币替代迭代模型来研究发展中国家的广义货币替代的形成机理，认为一国的经济增速、外债水平、财政状况、利率、本币汇率、本币预期贬值率、通胀、社会政治和政策制度等因素会通过改变人们对本币的信心来影响货币替代；而后本文用多个案例研究了社会政治和政策制度因素对货币替代的影响，认为其他情况不变时，不稳定的社会政治局势或多变的政策制度会增加货币替代程度；然后本文选取了拉美、东南亚和东亚的５个代表国家，做了货币替代率与以上各因素的基于面板数据的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结果显示这些因素都是货币替代率的格兰杰原因，表明它们都会影响货币替代的程度；最后本文为我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提出政策建议。

经济收敛性假说为发展中国家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以及一国之内缩小地区之间的差距，提 供了一种基于时间趋势的描述。该方面的研究已经成为经济学家关注的焦点以及发展经济学研究的热点。本 文将经济增长与经济收敛作为系统的研究工作进行述评，对经济收敛性的内涵界定、理论基础及实证方法的 研究进展进行了全面系统的梳理和归纳，重点关注经济收敛性与经济增长两者的关系，以及中国经济增长五 个进展阶段的收敛性特征。本文认为目前的研究集中在各国各地区间经济$长速度之差异及其形成原因，也 关注了因为数据收集和研究方法的差异导致的对经济收敛动因方面存在的分歧和差异性，未来该领域的研究 将在传统模型基础上充分考虑国家或地区的异质性，并讨论引入金融结构等结构性变化因素对经济收敛性问 题的影响。

本文首先探讨了“中等收入陷阱” 定义本身存在的不严谨之处以及公众对该定义认知上的偏差，进而说明“中等收入陷阱”情结实质上反映的是对我国经济结构和体制改革的前景缺乏信心；为了说明我国经济发展的前景，本文分别从供给侧和需求侧的角度建立宏观总量生产函数模型和宏观总量需求模型检验了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影响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在此基础上预估了我国未来十到十五年的增长潜力。结果表明，经济体制和经济增长方式改革使我国的经济结构更加成熟与合理，经济发展更加平稳，按照通行的判断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标准，我国将在未来８到１５年里进入发达国家行列。

资本账户开放降低了国内利率水平并使国内居民获得国际融资渠道，引起需求过度扩张、工资和产品价格上涨、实际汇率升值、实际利率下降、经常账户逆差扩大、对外净资产下降等一系列变化。当实际汇率升值和对外净资产下降使实际资产规模下降到一定程度时，需求开始收缩，引起工资和产品价格下降、实际汇率贬值等一系列变化，直至经济重新实现内外部均衡为止。经验研究表明，美国经济金融形势和货币政策对各国经济扩张与收缩有巨大影响；资本账户开放既加剧了经济在扩张与收缩过程中的失衡程度，又显著增大了各国经济运行的联动性；国际资本流动结构对经济增长速度和稳定性有重要影响。

随着劳动收入份额在世界范围的降低，以及对“Ｋａｌｄｏｒ事实” 的质疑，大量文献开始关注引起要素收入份额变动的原因，而技术进步方向为探究要素收入份额变动的诱发因素提供新的研究思路。本文首先利用基于收入法构成的统计数据考察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要素收入份额的变动趋势，再构建技术进步偏向性指数分析其对要素收入份额的作用机制，最后基于结构分解方法考察技术进步方向是如何引起要素收入份额变动的。结果表明：尽管劳动收入总量有所增加，但我国劳动收入份额的演变趋势仍是下降的；而技术进步则表现出在整体上偏向于资本要素，同时随着替代弹性值的增加，技术进步偏向性对资本与劳动要素相对收入份额的正向作用越大，说明劳动收入份额下降是受技术进步资本偏向性特征影响的。

理论分析表明城镇化与环境污染应该呈现倒Ｕ型曲线。在分析城镇化影响环境污染内在传导机制的基础上，利用我国３０个省份２００２—２０１３年的数据作为研究样本，采用动态面板模型，实证考察了省级层面城镇化与环境污染的关系。实证结果表明：现阶段城镇化与环境污染之间的倒Ｕ型关系并不明显，而是呈现明显的正向效应。在影响因素中，工业占比和能源使用效率对城镇化对污染排放的正向作用分别起到了增强和削弱的传导效应，消费水平提升显著增加了环境污染水平，环境治理投入未发挥理想的治污效果，开放程度对环境污染的影响并不明显。实现城镇化过程中需要推进环境保护的供给侧改革，优化产业结构升级，提升能源使用效率、清洁技术水平和科学规划城市布局等。

利用ＥＬＥＳ模型和动态空间杜宾模型，对我国３１个省份２００３－２０１４年城镇居民消费升级的基本特征、影响因素及其空间溢出效应进行了定量分析。结果表明：１、城镇居民消费升级具有需求多样性、层次递进性和动态非平衡性的特征；２、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和非工资收入占比的增长有利于推动消费结构升级，而个人社保缴费负担、不确定性和消费价格均对消费升级形成抑制，财政社会保障支出对消费升级的影响作用不显著；３、本地区城镇居民收入条件的改善不仅有利于该地消费扩张和结构升级，且会对路径区域居民消费升级产生正向溢出，而社会保障因素、不确定性因素和价格因素均对城镇居民消费升级形成负向溢出。

当前，加快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已成为西部地区经济转型跨越式发展的当务之急。在新型城镇化建设进程中，金融“输血”功能尤为关键。基于构建的新型城镇化综合测度体系，选取２００６～２０１４年西部１１省区相关数据，运用时序全局主成分分析对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进行综合测度；然后运用面板数据模型，实证分析金融对西部各省支持力度。实证结果显示，西部各省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普遍较低，金融对新型城镇化建设支持力度不足。最后根据实证结果，金融体系应从规模、效率和结构三方面，对新型城镇化建设的三大重点领域（城镇基础设施建设、农业产业化和农民“市民化”）予以全力支持。

本文基于２００６－２０１４年中国与１８个国家的反倾销壁垒数据，利用随机效应模型，实证检验了国家形象、民主化制度对贸易摩擦的影响。经过检验得出以下结论：东道国对于中国的国家形象越正面（负面），则对中国发起的反倾销壁垒数量越少（多）；东道国民主化程度越高，针对中的反倾销壁垒数量越多；双边民主化差距越大，反倾销数量越多；引入交互项，进一步检验了民主制度与国家形象的相互作用，民主化程度越高，越利于国家形象对贸易政策制定的影响。

研究货币政策向制造业传导具有一定探索性。构建ＳＶＡＲ模型并实证后发现：（１） 制造业价格水平、不良贷款状况及资产价格水平等因素会影响商业银行对制造业的信贷配置，从而影响货币政策对制造业的传导效果；（２）近年来，由于制造业中通货紧缩现象严重、不良贷款率持续攀高等原因，制造业中存在“债务－通货紧缩”陷阱和“不良贷款－信贷紧缩”陷阱；（３）我国资产价格膨胀吸引信贷资金从制造业流向股市或楼市，导致扩张性货币政策向制造业传导梗阻。政策建议是，强化货币政策与监管、产业政策间协同，运用结构型货币政策工具和差异化信贷工具对制造业实施精准调控。货币政策传导；制造业；信贷渠道；ＳＶＡＲ

经济人假设自诞生以来，一直面临来自各方面的批评与挑战。“利他行为” 的存在，和经济人的“自利性”假设存在矛盾，理论上被称为斯密悖论。通过对经济人假设内涵的逐一分析，发现经济人假设存在的核心问题是对人的行为目标描述不准确。人的真实行为目标不是功利利益或者快乐，而是平静。同情心支配下的利他行为，是为了自己内心获得平静，也属于自利的范畴。把人的行为目标界定为追求平静后，可得出“平静型经济人假设”这一概念，该假设包括自利性、信息不完备性和有限理性三个基本内容，可以消除传统经济人假设与现实之间出现的诸多矛盾。

本文运用新经济地理学的研究方法，构建了交通基础设施对产业布局、地区收入影响的空间溢出模型，利用中国２９个省市区１９９７－２０１２年的面板数据对模型进行了实证检验，发现产业布局在交通基础设施影响地区人均收入的过程中起着部分中介作用。进一步分析不同地区的区内与区间交通基础设施对产业布局、地区人均收入的影响，发现区内交通基础设施的发展都有利于促进产业在当地的集聚，进而对地区人均收入产生正向效应，但是其空间溢出效应并不明显。而区间交通基础设施在东部地区会促进产业集聚，进而推动人均收入水平的提升，但在中西部地区可能会导致产业转移，对人均收入的增长产生抑制效应，而且空间溢出效应明显。

本文首先使用信息准则、ＬＲ检验及残差Ｑ检验选择能够拟合中国真实ＧＤＰ季度增长的最优ＭＳ－ＵＣ模型，检验结果表明三永久机制转换的ＭＳ－ＵＣ模型拟合最优，从而说明结构变化导致了中国经济周期波动及经济增长的非对称性。从模型估计的结果来看，中国经济周期波动可以划分为与供需管理经济政策相关的三个阶段：１９９２年第２季度－２００７第２季度的高速增长期、２００７第３季度－２０１１第３季度的增长换挡期以及２０１１第４季度至今的经济新常态时期。将ＭＳ－ＵＣ模型简化为ＡＲＩＭＡ模型后，利用各阶段隐含脉冲响应函数分析经济增长持续性的非对称性特征可知：在供给管理为主的阶段，政策冲击具有显著的长期增长效应；而在需求管理为主的阶段，政策冲击以短期增长效应为主。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中之重就是通过要素市场化实现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相对而言，国内对 全要素生产率的研究较多，而对要素市场化对工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的研究较少，而与之相关的实证性 的分析也较少。文章利用ＤＥＡ＿Ｍａｌｍｑｕｉｓｔ方法对中国各地区工业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进行了测算并分解为技术 进步与配置效率两个方面，通过构建１９９９－２０１３年全国３１个省市自治区的面板模型，估算了要素市场化对工业 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技术进步、配置效率等的影响。结果表明，要素市场化对工业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的改善 有较为显著的影响，金融市场化、引入的外资、劳动力的流动与技术成果市场化对各地区的工业企业全要素生 产率的影响程度存在显著的地区差异。

区域经济一体化趋势使得我国绿色发展日益呈现出复杂空间网络形态，厘清这种网络特征和驱 动机制对优化我国绿色发展整体格局具有重要意义。基于２００５－２０１４年数据显示，我国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 长空间关联网络密度逐年提升，但网络的均衡性和稳定性仍有待强化；各省域在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空间 关联网络中的位势存在显著差异；网络内部小结构呈横向延伸的地理特征；区域间较短距离、相似城镇化水 平以及较小科技创新落差有利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空间溢出。推动全域绿色发展需要疏通更多的省际 和子群外溢通道，发挥高中心度省域的战略支点作用，统筹推进全域绿色发展的社会生态系统建设，制定符 合地区发展实际的绿色发展推进策略。

随着我国不断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交通枢纽的建设发展日益受到重视。本文首先对交通枢纽与城市集聚经济的关系进行研究，然后利用空间杜宾模型对中国地级市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全国性交通枢纽对于城市集聚经济的影响较小，其影响体现在对周围城市第二产业有正向的空间溢出效应；区域性枢纽和地区性枢纽对于当地及周围城市的集聚经济都有正向影响，其中区域性枢纽的空间溢出效应主要集中在第二产业，地区性枢纽则对于周围城市的二、三产业都有空间溢出效应。因此，新型城镇化建设时应当更加注重发展区域性枢纽与地区性枢纽，通过交通枢纽的均衡发展实现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

贸易不平衡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是目前国际贸易研究中的一个新领域，目前在该领域的实证研究 还比较少。本文使用ＷＩＯＤ数据库中的３９个国家１９９５－２００９年的数据样本对贸易余额与收入不平等的影响进行 了分析，结果发现贸易余额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显著为负，即贸易余额的增加有助于缓解收入不平等，这种缓 解作用在越发达的国家中表现越明显，并且实证结果较为稳健。鉴于此，我国应当理性看待当前的巨额贸易顺 差，在稳定外汇和缩小收入差距之间进行权衡，还要加快发展经济，争取早日跻身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

本文分析了金融结构影响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内生机制，认为金融结构市场化导向与出口技术复 杂度间呈倒“Ｕ”型关系，大部分国家尚未达到世界平均“最优” 金融结构水平，金融结构市场导向总体来 说有助于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而金融市场效率越高、金融市场稳定性较好的经济体，金融结构市场化导 向的提升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促进作用愈强。为了验证上述逻辑，通过使用１９９６－２０１０年３４个国家的面板 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计量结果证实了本文的研究结论，并以此为基础对中国金融改革进行了分析。由此可 见，要在全球经济一体化浪潮中，提升一国出口技术复杂度，核心措施在于进一步深化金融改革。对于中国 而言，相应的政策含义是，应当提高金融结构市场导向与金融市场资源配置效率，改善金融结构扭曲，维护 金融市场稳定性。

对全国农业发展差异进行综合评价并划分区域，可为制定区域农业政策和提高全国农业现代化水平提供帮助。由农业发展阶段和经济增长理论出发，在构建２个一级指标和２１个二级指标的农业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基础上，运用多元统计方法从农业发展阶段和驱动因素分析全国农业发展情况。从农业现代化水平出发，３１个省份经过系统聚类划分为４类农业发展阶段，总体全国农业现代化水平不高；从发展驱动因素出发，利用因子分析和判别分析法确定省份农业发展类型，即要素型、技术型、政府－要素型和政府－技术型，其中技术进步已成为推动农业发展的重要驱动力。最后，综合考虑农业发展阶段和驱动因素后产生１１种农业发展区域，并结合要素、技术、政府等因素作用对各区域提出农业政策选择建议。

随着异质性贸易理论的发展，国际贸易理论对产品品质问题与国际贸易的影响关系开始给予了 新的审视。而研究出口产品品质与国际贸易的相互关系，首先应解决研究方法的问题。当前，关于出口产品 品质的量化指标主要有：单位价值指数、Ｆｉｓｈｅｒ指数、出口技术复杂度指数、纯净价格指数、嵌套Ｌｏｇｉｔ模型 以及其他量化方法。不同测度方法的应用为国际贸易的空间地理分布特征、企业的出口贸易行为选择、出口 产品竞争优势测度等方面带来了许多创新性的发展和研究，丰富了异质性国际贸易理论的研究视角。本文对 近年来国内外主要的出口产品品质的测度方法进行了系统梳理，并对当前产品品质在国际贸易领域内的应用 经验事实进行了总结，为进一步研究出口产品品质的测度方法和构建新的出口产品品质评价体系提供方法借 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