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高水平双向投资获取全球技术溢出和资源要素，是高技术产业创新发展进而培育新质生产力的重要路径。本文在剖析双向外商直接投资（简称双向FDI）高水平协调内涵及其与新质生产力的内在联系基础上，使用2003—2021年全国省级高技术产业面板数据，实证检验双向FDI高水平协调的创新效应。研究发现：（1）中国实际使用外商直接投资（IFDI）和中国对外直接投资（OFDI）存在积极的互促效应和互补效应，二者协调发展显著促进了高技术产业创新，该结论在稳健性与内生性检验中依然成立；（2）机制分析发现，双向FDI高水平协调主要通过双向技术溢出机制和资源优化配置机制促进高技术产业创新，这与新质生产力的催生机制高度统一；（3）区域异质性研究发现，该创新效应在东部地区、南方地区正向显著，在中西部地区、北方地区没有显著影响。研究结论在高技术产业层面证实了高水平双向开放对新质生产力的催生作用，为各地区因地制宜实施开放性创新策略和发展新质生产力提供了政策启示。

共同富裕作为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须清晰认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视域下的理论逻辑、历史逻辑以及现实逻辑。共同富裕在理论维度的政治经济学叙事表现为资本逻辑、劳动逻辑以及人民逻辑这三个层次。共同富裕在历史维度的政治经济学叙事嵌入到市场经济体制、基本经济制度以及基本分配制度之中。在现实维度上，共同富裕的政治经济学叙事要求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联系起来，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对共同富裕的领导，把握好共同富裕的长期性、渐进性与共享性之间的关系，从而为共同富裕提供健全的理论引导、组织保障以及方法论支撑。

本文选取2003—2021年中国281个地级市及以上城市为研究样本，运用包含非期望产出的超效率EBM-GML模型对低碳经济转型进行测度，并且采用渐进双重差分模型分析低碳城市试点政策对低碳经济转型的影响效应，进而从绿色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升级两个视角的多维因素探讨这一政策对低碳经济转型的线性和非线性作用机理。研究结果表明：（1）低碳城市试点政策有效促进了试点地区低碳经济转型。（2）以绿色技术创新和能源效率表征的绿色技术进步与以产业结构合理化和产业结构高级化表征的产业结构升级均发挥了部分中介作用。（3）进一步，在中介效应基础上进行门槛效应检验，表明中介变量所处的阶段不同，低碳城市试点政策对低碳经济转型具有明显的非线性影响。

基于2006—2021年中国283个城市的面板数据，综合经济、社会和环境指标，运用全局超效率EBM模型测算包容性绿色效率，借助Dagum基尼系数、Kernel密度估计和Moran’sI指数等空间统计方法，分析中国城市包容性绿色效率的区域差异及时空演变特征，引入空间滞后因素构建空间耦合协调度模型，结合二维向量空间耦合-空间协调Markov链方法，剖析城市间空间耦合协调发展模式及其动态演变路径。研究表明：中国城市包容性绿色效率水平呈上升趋势，且存在正向空间相关性，其地区差异呈波动下降趋势；低效率城市增速更快，具有收敛趋势。城市包容性绿色效率的空间耦合协调度呈现稳定增长的态势，东部地区领先于中西部地区；高空间耦合-高空间协调城市的稳定性较高，中等水平城市具备一定的状态跃迁潜力但面临较大的状态下行风险。长期来看中国近半数城市将会步入高空间耦合-高空间协调的发展路径。

“双碳”目标实现的核心在于提高能源效率，文章基于邻里效应视角，分析十大城市群建设对能源效率提升的影响效应，有利于扩展能源效率研究范围。文章首先对十大城市群129个城市能源效率进行测度，结果表明城市群能源效率整体上呈现倒“U”形变动趋势；同时城市群能源效率存在显著的区域差异和“俱乐部”收敛态势，东中西部地区、南北方地区之间存在显著差异和收敛性，能源效率最高的城市群为山东半岛城市群，最低的为成渝城市群。随后实证检验了城市群能源效率提升的邻里效应，结果表明城市群能源效率存在显著正向邻里效应，周边城市能源效率高能够显著促进自身城市能源效率提升；城市群能源效率的邻里效应存在异质性，正向邻里效应最大城市群都位于南方地区，而邻里效应最小的城市群都位于北方地区。文章最后从强化政策协同、加速要素流动、强化辐射带动效应等方面对进一步发挥能源效率的邻里效应提出了政策建议。

城乡一体化养老保障政策是我国实现社会保障公平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举措。基于经济区域和人口特征的异质性视角，本文构建动态双重差分模型，对城乡一体化养老保障政策的短期、中期和长期效果进行动态评估，分析不同区域和人群政策响应的差异性。研究发现：（1）城乡一体化养老保障政策显著提升了参保覆盖率，短期内效果较弱，中期达到峰值，长期保持稳定但边际效应有所减弱；（2）东部地区政策效果在中期显现迅速，且维持较高水平，中西部地区逐步改善，东北地区在长期阶段取得显著进展，区域差异表现出显著的动态特征；（3）本地居民的参保率在政策中期高于流动人口，但流动人口的政策响应具有明显的累积效应，中长期参保率显著提升。研究结果揭示了城乡一体化养老保障政策的实施成效及其差异性，建议通过加强区域财政支持、优化流动人口参保机制和动态调整养老金标准，进一步提升政策吸引力，推动养老保障体系的均等化与可持续发展。

城市产业转移在市场潜能引起的经济集聚、外商投资以及用地规模的提高下出现了日益突出的进展。而在市场潜能影响城市产业转移的过程中，优越的制度环境将有效增强两者的影响关系。本文采用285个城市层面2005—2022年的面板数据，建立空间杜宾模型、中介模型及门槛模型考察市场潜能、制度环境对城市产业转移的影响，并探讨其中的作用机制和空间溢出效应的衰减边界。研究发现：第一，城市扩大市场潜力显著推动了产业转移，其传导机制为经济集聚增强效应、外商投资扩充效应以及城市用地规模拓展效应。第二，制度环境在市场潜能与城市产业转移的影响关系中存在的门槛效应，而市场潜能在其逐步完善下更能够加快提升产业转移水平。第三，基于城市规模和自身产业转移水平发育的差异，市场潜能和制度环境也对产业转移产生差异化影响。第四，市场潜能及制度环境对城市产业转移的空间外溢效应的有效边界分别为650公里、850公里，且均具有空间溢出作用的距离衰减特征。

“宽带中国”战略旨在提升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水平，为数字经济发展提供坚实基础，而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已经成为企业数字技术创新的基础支撑。为了检验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对企业数字技术创新能力的影响，本文利用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财务数据，以“宽带中国”战略为准自然实验，构建多期双重差分模型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确实可以有效促进企业数字技术创新；其作用机制主要通过企业内部和外部路径实现，即数字基础设施建设能有效促进企业外部的数字金融发展以及企业内部的数字化转型。另外，研究显示企业内部的数字技术创新速度越快，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的促进效应越显著；同时，反映企业外部数字化环境的国家大数据综合试验区与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在促进企业数字技术创新方面具有“互补效应”。

信息基础设施作为一种新型基础设施，其如何在重塑收入分配格局的过程中发挥关键作用，目前尚缺乏坚实的理论支撑与经验证据。本文首先通过融入信息基础设施、区分高低技能劳动力的方式，对新经济地理学模型进行拓展；然后基于由信息技术发展所引致的“冰山”交易成本、不同类型劳动力份额的参数变化，识别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影响地区收入差距的微观机理；最后采用双重固定效应模型实证检验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对地区收入差距的影响效应及其内在机制。研究发现：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在总体上能显著缩小地区收入差距。机制分析表明，虽然信息基础设施建设通过促进高技能劳动力流动扩大了地区收入差距，但是信息基础设施建设通过降低“冰山”交易成本、促进低技能劳动力流动对地区收入差距的缩小作用更明显。异质性分析发现，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对地区收入差距的缩小作用在北部、地方财政压力小的地区尤为突出。

推动公共数据开放共享对于激活市场主体活力、优化创业者的创业决策至关重要。本文基于2007—2021年县域面板数据，以中国省级政府陆续开通公共数据开放平台为准自然实验，运用多期双重差分模型实证检验数据要素开放共享对县域创业活跃度的影响。研究发现：数据要素开放共享能够提升县域内创业活跃程度；机制检验发现，数据要素开放共享主要通过优化营商环境、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以及挖掘消费需求潜力间接驱动县域创业活跃度；进一步分析发现，数据要素开放共享的创业驱动效应在服务业创业以及中西部、贫困县、人口空心化程度高的县域表现更明显，并且受到数字化发展环境正向调节机制；此外，数据要素开放共享还可以持续提升创业质量。研究结论有助于从数据要素视角拓展对激活县域创业、稳定就业的认识，并为政府自上而下开放公共数据资源、释放数据要素价值提供政策参考。

基于2011—2021年中国30个省（区、市）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数字经济对低碳全要素生产率的直接影响，并从产业结构升级视角探究其作用机制。研究表明：数字经济显著促进了低碳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并且这种促进效应随着低碳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而不断增强，总体上中国不存在数字经济的“生产率悖论”。机制检验显示数字经济可以通过推动产业结构高级化、工业结构升级和服务业结构升级，进而提升低碳全要素生产率。异质性检验表明数字经济对低碳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效应在中部地区最强，东部地区次之，但是在西部和东北地区并不显著。进一步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对邻近省份的低碳全要素生产率存在显著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低碳全要素生产率存在明显的绝对和条件收敛特征，数字经济可能会促进区域低碳全要素生产率发散。

在新古典经济理论分析框架下，研究构建包含人工智能发展与微观主体全要素生产率的任务生产模型，考察了人工智能发展影响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机理。研究结果表明：人工智能发展与微观主体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必然存在驱动效应，进一步扩展分析发现存在“人工智能发展—科技创新与产业结构高级化—全要素生产率”的中介传导机制，在识别影响方向的同时探究了影响机理。结合命题的实证需要，采用A股上市企业数据开展大样本检验，基准回归检验结果与理论分析结论一致；稳健性检验表明，基准回归检验结论具有稳健性；异质性检验表明，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对基准回归检验结论存在异质性干扰。进一步分析表明，科技创新与产业结构高级化对人工智能发展影响全要素生产率存在中介效应，引入工具变量后相关影响依然显著。最后，研究基于全要素生产率提升视角，为中国人工智能发展提供一些建议。

本文选取2011—2021年中国282个城市的面板数据，基于熵权TOPSIS法和SBM-GML指数法分别测度数字经济和碳生产率的发展水平，运用空间计量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实证分析数字经济对碳生产率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第一，在整体上，中国的数字经济与碳生产率的空间正相关性与集聚现象并存；第二，数字经济的发展均有利于本地与邻地碳生产率的提升，并且这一结果在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第三，根据异质性检验可知，中部地区的数字经济发展比东部、西部地区更有利于促进本地碳生产率的提升，西部地区的数字经济发展比东部、中部地区更有利于促进邻地碳生产率的提升；第四，基于中介效应模型发现，数字经济通过促进产业结构升级、推动技术创新以及能源减耗等促进了碳生产率的提升，其中技术创新所起的中介效应要高于产业结构升级与能源消耗。

基于中国2000—2020年的五期城市面板数据，运用固定效应、门槛效应模型，从经济发展的“量”与“质”出发，探究人口老龄化对城市经济发展的基准影响、作用机制及内在差异。研究发现：（1）人口老龄化仅会抑制城市经济发展水平，并不会影响城市经济发展质量；（2）人口老龄化对城市经济发展的影响并非是完全线性的，老龄化水平在未达到9.96%前其抑制作用并不存在；（3）阻碍产业结构升级与科技创新是人口老龄化影响城市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因，而促进劳动要素投入则有助于削弱人口老龄化的经济抑制效应；（4）人口老龄化对城市经济发展的影响因城市空间区位与发展定位不同而呈现出差异性。因此，建议正视老龄化的经济影响，实施更积极的人口政策；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培育城市科技创新能力；加强员工人力资本积累，开发利用老年人力资源；发挥政府的主观能动性，因地制宜制定配套政策。

本文从产业政策的视角，利用2011—2021年中国287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借助“中国制造2025”国家级示范区政策这一准自然实验，使用多期双重差分法考察“中国制造2025”国家级示范区政策对城市创新能力的影响。研究结果发现，“中国制造2025”国家级示范区政策的实施显著提升了城市创新能力，并且这一结论通过了工具变量检验、安慰剂检验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中国制造2025”国家级示范区政策对城市创新能力的影响，因城市的数字信息化水平、地方政府财政能力以及地理区位的不同而不同，具体表现为在数字信息化水平较高、地方政府财政能力较强和位于东部地区的城市，“中国制造2025”国家级示范区政策对城市创新能力的提升作用更为明显。机制分析发现，“中国制造2025”国家级示范区政策主要通过产业结构升级效应、人才集聚效应和财政支持效应增强了城市创新能力。

数字乡村建设为实现农民增收共富提供了新机遇。本研究在理论层面分析数字乡村建设对农民增收与分配的影响效应，并在凝炼出数字乡村建设影响农民增收三个内在作用机制的基础上，将《县域数字乡村指数》和CFPS微观调查的数据进行匹配，实证探究了数字乡村建设对农民增收及分配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1）数字乡村建设显著提高了农村居民收入，且在内生性问题处理和稳健性检验后依旧成立。其中，乡村数字治理维度带来的增收效应更为明显；（2）数字乡村建设可通过提高农民信息利用水平、缓解信贷约束、促进家庭创业促进农民增收；（3）数字乡村建设具有一定的益贫效应，对相对落后地区和低收入群体的增收效应更加显著，有利于农民增收的可持续性、缩小农民内部收入差距，推动共同富裕；（4）数字乡村建设对高学历农民的增收效应更大，且在数字乡村建设低水平地区不利于农民收入的代际流动，存在隐性的收入差距扩大风险。

本文构建了包含异质技能劳动力的贸易一般均衡模型，对《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简称RCEP）的收入分配效应进行定量评估。结果表明：RCEP扩大了大多数东部地区省份高技能和低技能劳动力的收入差距，中西部地区省份异质技能劳动力的收入差距则有所缩小；进一步的分解表明RCEP主要通过“好的不平等”扩大了异质技能劳动力的收入差距，“坏的不平等”的影响有限。当中国各省份间的贸易壁垒降低后，部分中西部省份的异质技能劳动力收入差距由缩小变为扩大，主要原因是中西部地区省份高技能密集型行业的国内销售有所增加。最后，同时考虑劳动力供给端和需求端的变化，降低高、低技能劳动力在不同省份间的迁移壁垒后，异质技能劳动力收入差距扩大的趋势得到缓解，表明削弱劳动力迁移壁垒是改善RCEP所导致的收入不平等的有效举措。

通过构建一个同时包含战略性新兴产业和传统产业的一般均衡模型，本文从技能结构视角和行业结构视角剖析了异质性产业部门如何与技能劳动形成正向匹配效应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效率提升。实证结果表明：一方面技术互补对战略性新兴产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具有直接效应；另一方面存在通过促进发明人才集聚进一步提升战略性新兴产业全要素生产率的间接效应。此外，发明人才集聚相对显性比较优势对以上作用效果具有显著的正向调节作用。异质性分析表明，技术互补对万亿俱乐部和G60科创走廊城市样本战略性新兴产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刺激作用更强；拓展分析表明，纵向技术互补显著促进了战略性新兴产业创新广延边际，横向技术互补与战略性新兴产业创新集约边际在统计意义上呈现负向关系，但能够显著促进战略性新兴产业技术池扩充。鉴于此，本文围绕实施创新生态开源融合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本文从劳动者、劳动对象和劳动资料三方面构建评价指标体系，评估2012—2022年我国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水平，深入分析其时空特征及其分异机理。研究结果显示：（1）我国新质生产力整体呈现上升趋势，东部沿海地区的发展水平显著高于中西部地区。在构成新质生产力的多个维度中，新质劳动对象的得分最高，这突显了科技创新在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中的关键性作用。（2）Kernel密度分析表明，新质生产力整体具备增长潜力，但区域间差异有扩大的趋势。趋势面分析的结果进一步证实了东部地区的领先地位。热点分析表明新质生产力的高值区域主要集中于长江经济带，而川渝地区则是低值区域的集中地。（3）产业结构是新质生产力发展的主要驱动因素，且各驱动因子进行两两交互作用之后对新质生产力的解释力度显著增强。基于上述结论，本文提出促进区域协调均衡发展、加强技术创新与人才培养等建议。

基于2013—2022年中国30个省（区、市）面板数据，实证检验数字创新创业对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影响效应及作用机制。结果显示，数字创新创业能够正向驱动新质生产力发展，且该结论在经历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作用机制检验结果显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与数据要素市场化在数字创新创业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过程中发挥中介效应。调节效应结果显示，数字政府建设在数字创新创业影响新质生产力发展过程中发挥调节作用。异质性检验显示，与低创新创业水平省份相比，高创新创业水平省份数字创新创业对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推动作用更强；与东北部、西部和中部相比，东部地区数字创新创业对新质生产力发展的促进作用更强。据此，提出激发社会全域数字创新创业活力、激活数据要素潜能与制定区域协调发展战略，赋能新质生产力快速发展。

本文使用2013—2022年我国30个省（区、市）面板数据探究数字农业新质生产力能否正向赋能产业链韧性。具体研究结果如下：数字农业新质生产力能够正向驱动产业链韧性提升。异质性检验结果显示，与经济水平低、农业产业融合水平低及互联网发展水平低地区相比，数字农业新质生产力对经济水平高、农业产业融合水平高及互联网发展水平高地区产业链韧性的促进作用更显著。中介效应检验结果显示，数字农业新质生产力能够通过优化创新要素配置提升产业链韧性。调节效应检验结果显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能在数字农业新质生产力有利于产业链韧性提升的影响效应中发挥正向调节作用。基于此，提出积极培育数字农业新质生产力、优化创新要素配置机制、大力建设数字基础设施的建议，以期为产业链韧性提升提供有效助益。

以2008—2022年中国A股上市制造企业为研究对象，实证分析了人工智能对制造业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影响。研究发现：人工智能提高了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可以成为制造业新质生产力发展的直接动能，此结论经过多重稳健性检验后仍成立。机制分析表明，人工智能以创新能力升级、劳动力学历和技能结构优化以及供应链内部效率提升为主要渠道，释放其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正向效应。异质性分析发现，国有、大规模、劳动密集和有信息技术背景的高管团队等企业特征，高技术和技术更迭速度快等行业特征，以及更完善的知识产权保护环境等是人工智能创造更高生产率的重要条件。拓展性分析验证了人工智能还可以提升制造企业的经济价值、生态价值和社会价值。为此，应积极开展“人工智能+”行动，发挥企业创新主体作用，保障智能要素供应，完善融合的“硬设施”和“软环境”等，使人工智能为制造业新质生产力发展蓄势赋能。

本文使用2013—2021年中国30个省（区、市）的面板数据，采用空间计量法研究天然气供需的空间错配，引入地理空间权重和经济空间权重，并结合天然气生产分析天然气消耗对空气污染的空间溢出效应和影响机制。研究发现：（1）天然气消耗增加会显著降低PM_2.5排放，且天然气消耗越多，空气质量指数越低（p<0.05）。这表明天然气消耗有利于减轻空气污染；（2）由于各省份能源禀赋不同，天然气供需存在空间错配。且在引入地理空间权重和经济空间权重后发现，天然气消耗存在正向空间溢出效应，天然气生产存在负向空间溢出效应；（3）对于天然气供给大于需求的省份，天然气的使用偏好更能降低空气污染，这些省份能够通过用天然气消耗替代煤炭消耗，实现化石能源内部清洁化转型；（4）本文引入各省份GDP作为门槛变量，发现只有当各省份GDP跨越门槛值时，天然气消耗会显著改善空气质量，这是因为各省份的经济发展为化石能源内部转型的基础建设提供了保障。

绿色技术创新作为实现中国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研究其产生的碳减排效应及作用机制对实现“双碳”目标具有重要意义。文章基于中国2006—2020年282个城市面板数据，运用空间杜宾模型，考察了绿色技术创新对城市碳排放的影响。研究表明：（1）绿色技术创新具有显著的城市碳减排效应，且存在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2）环境规制与产业结构高级化均增强了绿色技术创新的城市碳减排效果；（3）绿色技术创新的碳减排效应存在区域差异与时间差异，东部地区和提出创新驱动战略之后绿色技术创新对城市碳减排的效果更加明显。因此，要进一步完善绿色技术创新体制机制，构建城市之间绿色技术创新与节能减排协同联动机制，因地制宜地制定绿色技术创新激励政策，推进城市绿色低碳转型以及“双碳”目标实现进程。

实现碳达峰目标的关键措施在于推动传统能源消费向可再生能源转型，探究不同能源政策工具的实际效果与作用机理有利于针对性地调试政策，对落实碳减排工作具有重要现实意义。本文在梳理能源转型政策驱动机理的基础上，构建能源转型的系统动力学模型。以湖北省为例，结合配额约束与补贴激励两类政策进行多情景模拟，研究发现：（1）基准政策情景下，到2025年湖北省可再生能源消费比重约19.5%，“十四五”规划中的能源转型目标将滞后一年实现，但能源碳排放总量可于2029年提前达到峰值；（2）9个碳排放配额与新能源补贴的组合政策情景下，仅有3个情景实现2025年的能源转型目标，要求政策制定至少满足高额补贴与低碳配额中的一项。4个情景无法于2030年实现碳达峰，表明新能源补贴需要至少维持现状或在降低补贴的同时进一步缩减碳排放配额；（3）“配额约束—补贴激励”存在良好的政策组合效应与互补关系，能够通过规模限制、技术进步、收益激励、需求替代多条路径实现政策目标。

随着乡村产业振兴战略的推进，农户分化的态势逐渐显现，兼业农户成为农村创新创业、促进产业发展的主流群体。近年来，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为改善农户信贷可得提供有利契机，但能否以及如何对兼业农户的信贷可得产生影响尚未可知。本文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实证检验数字普惠金融对兼业农户信贷可得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显著促进兼业农户的信贷可得；机制检验发现，收入多样性和社会互动在数字普惠金融促进兼业农户信贷可得中具有中介效应；异质性检验发现，数字普惠金融促进兼业农户信贷可得存在地区异质性和兼业程度异质性，对中西部地区和二兼农户的促进作用最为显著。研究结论有助于明晰数字普惠金融影响兼业农户信贷可得的内在作用机理，对促进数字普惠金融均衡发展，增强主流农户信贷可得，进而实现乡村振兴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本研究采用博弈论组合赋权法，测度中国绿色金融和数字技术耦合协调发展水平，并采用Kernel密度估计法、传统Markov链模型和空间Markov链模型分析其动态演进特征和趋势。研究发现：中国省份全样本、东部地区省份、中部地区省份、西部地区省份与东北地区省份的绿色金融和数字技术耦合协调水平呈上升趋势。绿色金融和数字技术耦合协调水平存在显著的俱乐部趋同，高水平趋同与低水平趋同更显著，即对角线上低水平与高水平的地区保持稳定的概率均较高，存在“马太效应”。通过实证检验发现，绿色金融与数字技术耦合协调发展可以显著促进降污减排，进一步采用空间杜宾模型分析其空间效应，结果显示绿色金融与数字技术耦合协调发展的降污减排效应存在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

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共同构成了我国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推动二者深度融合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随着数据要素的发展，大数据应用为深化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融合提供一条创新路径。本文基于我国2011—2020年省级面板数据，以国家大数据综合试验区政策作为准自然试验，构建广义双重差分模型，探析了大数据综合试验区政策对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的影响。研究发现：大数据综合试验区的建设能够显著提升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融合水平；异质性分析表明，大数据综合试验区的政策效应因区域位置、数字基础设施水平、实体经济发展水平、地方财力保障水平的不同呈现异质性特征；进一步研究表明，技术创新应用和优化要素配置是大数据综合试验区促进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的中介传导机制。

研究立足于新时代区域协调发展理念，建立区域协调数字经济模型，论证区域一体化对数字经济的驱动效应；聚焦于生产要素微观视角，基于劳瑞引力模型构造创新要素流动变量，在“中心－外围”理论框架下剖析区域一体化促进数字经济的跨区域动态影响路径。结果表明：（1）区域一体化促进区域内数字经济发展并存在“时间滞后效应”与“空间溢出效应”；（2）在门槛效应方面，区域一体化对于数字经济的驱动效应随创新要素流动加剧逐步增强；（3）在流动路径方面，创新要素流动对区域数字经济的促进效应具有“先聚集，后扩散”路径特征，其中，对中心区发展呈现“先促进，后抑制”的作用特征，对外围区发展呈现“先抑制，后促进”的作用特征。基于区域一体化在创新要素流动的调节作用下促进数字经济发展这一重要结论，研究提出区域数字经济协调发展相关政策建议。

在新发展格局下，测度和评价城市高质量发展水平意义重大。文章构建指标体系，综合运用熵权法、相对发展率指数与障碍因素诊断模型，研究2010—2020年我国65个大中型城市高质量发展水平的时空演变趋势及障碍因素。结论如下：（1）总体看，时间上城市高质量发展水平提升显著；空间上由“小差距、低水平”向“大差距、高水平”演变，城市群城市、副省级城市更具优势，高、较高水平城市发展速率快，区域差异呈东、中部优，西、东北部弱的格局；（2）分维度而言，时间上，内需潜力与消费能力、要素供给与流通水平、技术创新与产业升级及城市便利性指数综合得分波动上升，区域协调发展指数波动小，对外开放指数下降；空间上，高、低水平城市存在差异且发展不均衡；（3）从障碍因素看，城市便利性等指标偏低始终是城市高质量发展最主要的障碍因素，相关细化指标也含有共性障碍因子。鉴于此，文章针对补短板、促均衡、破障碍等提出推动我国城市高质量发展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