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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数字经济发展已经走在世界前列。本文首先理论分析了大数据体系建设对共同富裕的作用机理，然后基于2013—2020年284个地级市面板数据，构建共同富裕指标，利用国家级大数据综合试验区设立提供的准自然实验，实证检验了大数据体系建设对共同富裕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在样本期间，大数据体系建设尚未发挥对共同富裕的促进作用，处于“先导”阶段，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该结论依然成立。调节效应检验表明，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提升有助于加快大数据体系建设对共同富裕的正向作用进程。拓展性分析表明，大数据体系建设降低了企业劳动收入份额，扩大了企业劳动收入差距。大数据体系建设是一项具有前瞻性和战略性的政策措施，在大数据体系带来的数字红利惠及全体人民之前，还需做好反垄断、物质与人力资本积累以及统筹区域协调发展等方面的准备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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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新质生产力是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核心所在，也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文章从数字劳动力、数字劳动对象、数字生产资料三个方面切入，建立数字新质生产力评价指标体系。在此基础上，使用TOPSIS法测算2016—2022年数字新质生产力水平，并解析影响数字新质生产力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不同省份的数字新质生产力差距较大，总体数字新质生产力水平呈现出攀升特征。与2016年相比，2022年我国总体数字新质生产力水平较高。就子系统而言，数字劳动对象变化较小，数字劳动力水平提升较快，数字生产资料对数字新质生产力的贡献作用最大。就影响因素而言，经济水平、技术创新投入、金融发展水平与人力资本均对数字新质生产力水平提升具有显著增强作用；而对外依存度对数字新质生产力的作用具有不稳定性。据此，本文提出完善数字产业高质量发展体制、打造区域数字生产力协调发展格局、全面激活数字生产资料效能等政策建议，为数字新质生产力研究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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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是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中之重。从“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的“三化”视角构建我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测度指标体系，使用CRITIC-熵权法对全国30个省（区、市）2011—2019年制造业高质量发展进行测度，使用障碍因子诊断模型识别制约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因素，采用Dagum基尼系数进行地区差异性比较，运用Kernel密度揭示分布动态及其演进特征。结果显示：（1）中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水平总体提升，各维度的增长趋势并不一致；（2）中国区域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呈现出按东部-中部-西部阶梯分布的特征，各区域的绿色化发展均表现突出；中国区域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总体差异逐步扩大，主要归因于地区间存在的差异；（3）全国及三大地区制造业高质量发展都呈现出绝对差异扩大的趋势；各省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首要障碍因子是高技术产品出口技术复杂度。本文为把握我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态势和地区差异、制定相关政策提供了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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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发展格局下，测度和评价城市高质量发展水平意义重大。文章构建指标体系，综合运用熵权法、相对发展率指数与障碍因素诊断模型，研究2010—2020年我国65个大中型城市高质量发展水平的时空演变趋势及障碍因素。结论如下：（1）总体看，时间上城市高质量发展水平提升显著；空间上由“小差距、低水平”向“大差距、高水平”演变，城市群城市、副省级城市更具优势，高、较高水平城市发展速率快，区域差异呈东、中部优，西、东北部弱的格局；（2）分维度而言，时间上，内需潜力与消费能力、要素供给与流通水平、技术创新与产业升级及城市便利性指数综合得分波动上升，区域协调发展指数波动小，对外开放指数下降；空间上，高、低水平城市存在差异且发展不均衡；（3）从障碍因素看，城市便利性等指标偏低始终是城市高质量发展最主要的障碍因素，相关细化指标也含有共性障碍因子。鉴于此，文章针对补短板、促均衡、破障碍等提出推动我国城市高质量发展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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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立足于新时代区域协调发展理念，建立区域协调数字经济模型，论证区域一体化对数字经济的驱动效应；聚焦于生产要素微观视角，基于劳瑞引力模型构造创新要素流动变量，在“中心－外围”理论框架下剖析区域一体化促进数字经济的跨区域动态影响路径。结果表明：（1）区域一体化促进区域内数字经济发展并存在“时间滞后效应”与“空间溢出效应”；（2）在门槛效应方面，区域一体化对于数字经济的驱动效应随创新要素流动加剧逐步增强；（3）在流动路径方面，创新要素流动对区域数字经济的促进效应具有“先聚集，后扩散”路径特征，其中，对中心区发展呈现“先促进，后抑制”的作用特征，对外围区发展呈现“先抑制，后促进”的作用特征。基于区域一体化在创新要素流动的调节作用下促进数字经济发展这一重要结论，研究提出区域数字经济协调发展相关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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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共同构成了我国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推动二者深度融合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随着数据要素的发展，大数据应用为深化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融合提供一条创新路径。本文基于我国2011—2020年省级面板数据，以国家大数据综合试验区政策作为准自然试验，构建广义双重差分模型，探析了大数据综合试验区政策对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的影响。研究发现：大数据综合试验区的建设能够显著提升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融合水平；异质性分析表明，大数据综合试验区的政策效应因区域位置、数字基础设施水平、实体经济发展水平、地方财力保障水平的不同呈现异质性特征；进一步研究表明，技术创新应用和优化要素配置是大数据综合试验区促进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的中介传导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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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采用博弈论组合赋权法，测度中国绿色金融和数字技术耦合协调发展水平，并采用Kernel密度估计法、传统Markov链模型和空间Markov链模型分析其动态演进特征和趋势。研究发现：中国省份全样本、东部地区省份、中部地区省份、西部地区省份与东北地区省份的绿色金融和数字技术耦合协调水平呈上升趋势。绿色金融和数字技术耦合协调水平存在显著的俱乐部趋同，高水平趋同与低水平趋同更显著，即对角线上低水平与高水平的地区保持稳定的概率均较高，存在“马太效应”。通过实证检验发现，绿色金融与数字技术耦合协调发展可以显著促进降污减排，进一步采用空间杜宾模型分析其空间效应，结果显示绿色金融与数字技术耦合协调发展的降污减排效应存在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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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乡村产业振兴战略的推进，农户分化的态势逐渐显现，兼业农户成为农村创新创业、促进产业发展的主流群体。近年来，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为改善农户信贷可得提供有利契机，但能否以及如何对兼业农户的信贷可得产生影响尚未可知。本文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实证检验数字普惠金融对兼业农户信贷可得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显著促进兼业农户的信贷可得；机制检验发现，收入多样性和社会互动在数字普惠金融促进兼业农户信贷可得中具有中介效应；异质性检验发现，数字普惠金融促进兼业农户信贷可得存在地区异质性和兼业程度异质性，对中西部地区和二兼农户的促进作用最为显著。研究结论有助于明晰数字普惠金融影响兼业农户信贷可得的内在作用机理，对促进数字普惠金融均衡发展，增强主流农户信贷可得，进而实现乡村振兴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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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碳达峰目标的关键措施在于推动传统能源消费向可再生能源转型，探究不同能源政策工具的实际效果与作用机理有利于针对性地调试政策，对落实碳减排工作具有重要现实意义。本文在梳理能源转型政策驱动机理的基础上，构建能源转型的系统动力学模型。以湖北省为例，结合配额约束与补贴激励两类政策进行多情景模拟，研究发现：（1）基准政策情景下，到2025年湖北省可再生能源消费比重约19.5%，“十四五”规划中的能源转型目标将滞后一年实现，但能源碳排放总量可于2029年提前达到峰值；（2）9个碳排放配额与新能源补贴的组合政策情景下，仅有3个情景实现2025年的能源转型目标，要求政策制定至少满足高额补贴与低碳配额中的一项。4个情景无法于2030年实现碳达峰，表明新能源补贴需要至少维持现状或在降低补贴的同时进一步缩减碳排放配额；（3）“配额约束—补贴激励”存在良好的政策组合效应与互补关系，能够通过规模限制、技术进步、收益激励、需求替代多条路径实现政策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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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技术创新作为实现中国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研究其产生的碳减排效应及作用机制对实现“双碳”目标具有重要意义。文章基于中国2006—2020年282个城市面板数据，运用空间杜宾模型，考察了绿色技术创新对城市碳排放的影响。研究表明：（1）绿色技术创新具有显著的城市碳减排效应，且存在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2）环境规制与产业结构高级化均增强了绿色技术创新的城市碳减排效果；（3）绿色技术创新的碳减排效应存在区域差异与时间差异，东部地区和提出创新驱动战略之后绿色技术创新对城市碳减排的效果更加明显。因此，要进一步完善绿色技术创新体制机制，构建城市之间绿色技术创新与节能减排协同联动机制，因地制宜地制定绿色技术创新激励政策，推进城市绿色低碳转型以及“双碳”目标实现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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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使用2013—2021年中国30个省（区、市）的面板数据，采用空间计量法研究天然气供需的空间错配，引入地理空间权重和经济空间权重，并结合天然气生产分析天然气消耗对空气污染的空间溢出效应和影响机制。研究发现：（1）天然气消耗增加会显著降低PM2.5排放，且天然气消耗越多，空气质量指数越低（p<0.05）。这表明天然气消耗有利于减轻空气污染；（2）由于各省份能源禀赋不同，天然气供需存在空间错配。且在引入地理空间权重和经济空间权重后发现，天然气消耗存在正向空间溢出效应，天然气生产存在负向空间溢出效应；（3）对于天然气供给大于需求的省份，天然气的使用偏好更能降低空气污染，这些省份能够通过用天然气消耗替代煤炭消耗，实现化石能源内部清洁化转型；（4）本文引入各省份GDP作为门槛变量，发现只有当各省份GDP跨越门槛值时，天然气消耗会显著改善空气质量，这是因为各省份的经济发展为化石能源内部转型的基础建设提供了保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