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问题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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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经济如何驱动中国乡村振兴？*

何雷华，王凤，王长明

经济问题探索. 2022, 43(4): 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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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经济作为中国经济发展的新动能，为驱动乡村振兴提供了良好契机。文章首先在理论层面阐释了数字经济赋能乡村振兴的影响机制，随后，利用２０１１－２０１８年中国３０个省市的面板数据，基于测算的数字经济发展指数和乡村振兴指数，实证检验了数字经济对乡村振兴的驱动效应、作用机制和异质性特征。研究表明：数字经济对乡村振兴有显著驱动作用，此结论在考虑内生性问题及一系列稳健性检验之后仍然成立；技术创新和人力资本是数字经济驱动乡村振兴的重要机制。进一步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对乡村振兴存在空间溢出效应，有助于促进邻近地区乡村发展；具体到乡村振兴的各个考量维度，数字经济可显著推进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和生活富裕，但对产业兴旺的影响尚未显现；西部地区乡村振兴所享受到的数字经济红利相比于中部、东部地区更加显著。接下来推进乡村振兴，政府需加深数字经济与农业的融合，实行差异化的数字经济发展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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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乡村振兴发展的区域差异测度及形成机理∗

芦风英，庞智强，邓光耀

经济问题探索. 2022, 43(4): 19-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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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乡村振兴战略的内涵构建乡村振兴评价指标体系，采用熵值法测算了２０１３－２０１９年中国省域乡村振兴发展水平，运用Ｄａｇｕｍ基尼系数分析了中国乡村振兴发展的区域差异大小及来源，并基于关系数据视角利用ＱＡＰ方法测度其差异的形成机理。研究发现：中国乡村振兴发展水平普遍较低但总体呈上升趋势；乡村振兴发展的区域差异显著，呈东部－中部－西部阶梯分布状态；乡村振兴发展的区域差异主要来源于区域间差异，并呈逐渐缩小趋势，其中，东部和西部地区的区域间差异最大，东部地区的区域内差异明显高于中西部地区；产业兴旺子系统差异是中国乡村振兴发展差异的最大成因，其次为生活富裕、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子系统差异。做好乡村振兴战略顶层设计，实施区域协同发展策略，构建现代化乡村产业体系是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和缩小区域差异的可行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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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创业耦合协调发展的空间格局及影响因素∗

孙勇１，２，张佩３，张亚峰１

经济问题探索. 2022, 43(4): 37-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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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评估和揭示区域创新与创业耦合协调发展的空间格局及其驱动机制，构建了区域创新与创业发展水平的评价指标体系，运用ＴＯＰＳＩＳ－熵值法和耦合协调模型测度了两者的综合发展水平及耦合协调度，进而运用空间计量模型检验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我国区域创新与创业水平不断提升， “东部高西部低” 的差异特征显著；区域创新与创业的耦合协调度整体上增幅较大，北京、上海、江苏、浙江、广东的耦合协调度始终保持较高水平，而西藏、青海、宁夏等地一直处于较低水平；经济发展水平、市场化水平对耦合协调度具有显著且稳健的正向影响，但却具有一定负向的空间溢出效应；人口密度等其他因素的影响作用具有明显的空间异质性。研究结果可以为持续推进区域创新与创业协调发展提供理论支撑和决策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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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人户” 入保对低收入群体贫困脆弱性的缓解作用研究∗———基于ＣＦＰＳ数据的实证分析

张栋，刘文璋

经济问题探索. 2022, 43(4): 55-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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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扶贫时代背景下，将低收入家庭中特殊困难人员以 “单人户” 的形式纳入低保制度覆盖范围是建立解决相对贫困长效机制的关键探索。本文基于贫困脆弱性视角构建了 “制度结构—个体差异—治理策略” 分析框架，使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运用倾向得分匹配方法构建反事实结果，分析了低保制度对低收入群体贫困脆弱性的影响效应。研究结果显示，低保制度对低收入家庭的贫困脆弱性具备显著的缓解作用；其减贫效应在城乡与区域之间存在显著的差异；其中农村大于城市，西部大于东、中部地区。为此，本文提出以下建议：应逐步扩大低收入群体以 “单人户” 入保的制度覆盖面，健全对低收入群体的分层分类救助帮扶机制；应将贫困脆弱性纳入到现行低收入家庭贫困预警机制之中，提升对该群体整体致贫风险的动态监测能力；应考虑城乡与区域之间低保制度对低收入群体贫困脆弱性缓解作用的差异性，确保低保制度在城乡与区域之间发挥民生保障安全网均衡兜底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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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政府竞争、资源禀赋与文化创意产业全要素生产率∗

尹诗晨，杨秀云

经济问题探索. 2022, 43(4): 7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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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创意产业是构建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的重点产业，其发展水平与政府行为和资源禀赋条件紧密相关。本文基于２０１４－２０１９年中国３０个省（区、市）文化创意产业数据，从财政、税收和营商环境三个维度衡量地方政府竞争，使用系统ＧＭＭ模型分析了地方政府竞争和资源禀赋对文化创意产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效应和作用机制。实证结果发现：地方政府竞争对文化创意产业全要素生产率发展存在正向滞后效应；财政竞争和营商环境竞争有利于纯技术效率的提高和创新技术进步，长期的税收竞争则会抑制技术进步；资源禀赋对文化创意产业ＴＦＰ增长率的影响与地方政府竞争手段有关，文化创意资源禀赋在营商环境下存在 “资源诅咒”，在财政和税收竞争性下存在 “资源恩赐”；资源禀赋将加剧当期地方政府税收竞争的负向效应，削弱正向滞后效应，与地方财政和营商环境之间存在不显著的协同促进作用；进一步分析影响机制发现，促进要素流动是地方政府竞争和资源禀赋推动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最主要机制，其次是集聚效应和挤占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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丝绸之路经济带西北沿线省区经济发展绩效的评价与制约因素分析∗

何苗１ａ，任保平１ｂ，２

经济问题探索. 2022, 43(4): 100-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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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紧紧围绕着一个 “通” 字，加强区域之间的互联互通建设对提升沿线地区经济发展绩效意义重大。本文从 “五通” 角度构建指标体系，采用面板数据熵值法对２０１３—２０１８年丝绸之路经济带西北沿线省区的经济发展绩效进行测算分析。测算结果显示， “一带一路” 倡议的提出确实为西北沿线省区的经济发展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但省区之间经济发展仍呈现出很强的不协调性。政策沟通、贸易畅通、民心相通水平的差异不仅是影响经济发展绩效变动的主要原因，也是造成区域发展不协调的主要原因。丝绸之路经济带西北沿线省区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还存在诸多桎梏亟待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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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资收入、基础设施与城市规模变化∗

沈洁１，张可云２

经济问题探索. 2022, 43(4): 113-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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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单中心城市模型出发构建开放的城市体系增长模型，阐明城市特征如何影响规模变化率。在此基础上通过夜间灯光数据反映城市规模变化率，构建实证模型考察工资收入、基础设施及其协同效应对城市规模扩张速度的影响。结合我国２７０个地级及以上城市面板数据，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和空间杜宾模型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 ① 工资水平的提高和城市基础设施的改善有助于城市规模加速扩张，且二者之间存在显著的正向协同作用； ②城市规模的扩张速度一定程度上受到周边城市相关属性的影响，收入水平较高的城市能够显著带动周边城市发展，但毗邻规模较大或便利设施更为完善的城市可能不利于本市的规模增长； ③不同地区、不同规模城市的增长模式存在差异。建议结合城市实际条件制定规划目标，区分不同类型城市选择发展路径，着力加强城际联系和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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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供给对区域创新能力影响的空间效益分析∗———基于 “中心—外围” 式的研究视角

王书华，姚璐

经济问题探索. 2022, 43(4): 127-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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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金融地理学视角出发，研究金融供给的空间结构对区域创新能力的影响。研究表明：地方金融发展和省域中心金融发展可以提升所在城市的创新能力，并且省域中心金融发展对邻近城市的创新能力存在正向空间溢出效应。通过中介效应模型对传导机制进行检验，发现产业结构升级在地方金融发展以及省域中心金融发展对区域创新能力的促进过程中，发挥部分中介的作用。并且在异质性检验中发现，地方金融发展和省域中心金融发展对区域创新能力的促进作用，在不同城市之间的表现不同。进一步采用空间杜宾模型检验地方金融发展的空间溢出效应，结果表明：地方金融发展可以提升邻近城市的创新能力，并且西部地区的空间溢出效应最明显。研究结论为理解金融供给对区域创新能力的影响从空间结构上提供了新的视角，并为中国进行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新的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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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力流动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基于空间效应视角的分析

黄大湖，丁士军，陈玉萍

经济问题探索. 2022, 43(4): 142-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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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考虑空间溢出效应的基础上，本文以农村劳动力流动规模和流动方式为切入点，利用空间杜宾模型实证考察了２００９－２０１９年期间我国农村劳动力流动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结果表明，农村劳动力流动能够有效提高农村居民的消费水平，劳动力流动总规模扩大不仅可以提高本地区农村居民的消费水平，还可以促进邻近地区农村居民消费的增长；农村劳动力本地流动、外出－省内流动和跨省流动对本地区和邻近地区农村居民消费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不同流动方式对农村居民消费的促进效应差异化明显，外出－省内流动的直接效应大于跨省流动，本地流动的直接效应最小。农村劳动力流动对多数消费支出项目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有助于推动农村消费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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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经济对我国劳动力资源配置的影响———基于机理与实证分析

周祎庆1，杨丹２，王琳３

经济问题探索. 2022, 43(4): 154-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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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经济所具备的技术升级与渗透性特征对劳动力资源配置产生深远影响。本文基于数字经济自身特征视角，利用２００７－２０２０年中国区域面板数据，借助计量经济学相关模型，对数字经济影响我国劳动力资源配置的效应与传导机制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发现：（１）数字经济能够显著提升劳动力资源配置效率，但影响效应存在明显的区域异质性特征，数字经济对东部地区劳动力资源配置效率的提升效应远高于中西部地区，这一结论通过变换核心变量与引入工具变量等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２）作用机制方面，数字产业化与产业数字化的良性互动，所形成的就业灵活化与就业平台化是数字经济影响劳动力资源配置的作用机制。上述发现推动了对劳动力资源配置效率提升动因以及数字经济发展赋能劳动力资源配置效应、机制与区域差异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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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赤字率、政府债务率、利率与汇率作用机制∗———基于ＭＳＡＲ－ＴＶＰ－ＶＡＲ模型的分析

孙长鹏，邓晓兰

经济问题探索. 2022, 43(4): 164-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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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减税降费、 “双循环” 战略、 “十四五” 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背景下，财政赤字率、政府债务率、利率与汇率联动问题备受关注。融合不同理论模型，根据新中国７２年月度数据，运用ＭＳＡＲ－ＴＶＰ－ＶＡＲ模型识别稳态区间，检验四者作用机制发现，财政赤字率上升推升政府债务率，政府债务率上升推升利率，利率上升促使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下降。为稳定汇率，央行干预后，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上升，促使利率下降，利率下降推升政府债务率，政府债务率上升推升财政赤字率。广义政府债务率对实际利率期限结构的总量与结构影响并存，对实际利率走廊以总量作用为主，无明显结构调整。在此基础上探讨了增收减支、隐性债务监管、货币政策独立性和人民币国际化的政策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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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支农、普惠金融发展与农户减贫增收：基于中部六省的异质性研究

张艺璇，李中建

经济问题探索. 2022, 43(4): 180-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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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在财政支农、普惠金融发展对农户减贫增收机理分析的基础上，构建了反映三者关系的计量模型。以中部六省２００６－２０１８年为样本，利用泰尔指数测度了财政支农的异质性，借助普惠金融指标体系测度了金融发展水平，深入研究了财政支农和普惠金融发展对农户收入及结构性收入的差异性效应。研究结果显示：从农户的总收入看，财政支农和普惠金融发展对农户减贫增收具有明显的正效应；从农户的收入结构看，财政支农具有显著的积极作用，但普惠金融存在一定的抑制效应；以经营性收入为主的省份，普惠金融的作用是积极的，但在以工资性收入为主的省份其作用是消极的；从财政因素看，财政支农效应呈现先促进后抑制的 “Ｕ” 型特征，说明中部六省财政支农力度相对不足；从财政支农的异质性看，存在显著的正效应，这说明有差异的财政政策更利于推动区域经济增长。在上述实证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优化农村经济环境，充分发挥财政支农和金融支农的对策及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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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 第43卷, 第4期　刊出日期：2022-0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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