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问题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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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循环格局下国有经济布局优化的三维向度 ———基于国有经济布局效度评价体系的因子分析研究

姚昊炜１，２，熊晓琳１

经济问题探索. 2021, 42(8): 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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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循环格局下国有经济布局优化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本文综合宏观规模、质量；中观区域、产业；微观企业运行三维度联立分析国有经济运行现状特点。并从规模、质量、社会功能等角度出发选取并构建国有经济省域、行业布局效度评价指标体系，通过因子分析法对国有经济省域及行业间布局差异进行比较分析。经分析发现，当前国有经济布局存在宏观布局标准不清晰，中央、地方发展不均衡；中观区域布局分化明显，行业布局转型 “两难” 抉择凸显；微观 “竞争中立” 趋势下，布局优化面临国内外双重挑战等问题。对此，应在宏观上坚持 “底线思维”，做到中央地方一盘棋；中观上空间布局动态调整，资源整合进退有序；微观上分类混改有的放矢，资本运营提质增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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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市场整合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非线性关系及门槛效应检验

吕有金ａ，高波ａ，孔令池ｂ

经济问题探索. 2021, 42(8): 1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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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２０００－２０１８年省际面板数据，利用Ｍａｌｍｑｕｉｓｔ－Ｌｕｅｎｂｅｒｇｅｒ指数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进行测算，并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和面板门槛模型实证检验了国内市场整合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结果表明：中国绿色ＭＬ指数总体呈上升态势，其得益于绿色技术进步的提高，且存在东中西递减的空间格局；市场整合通过规模效应、竞争效应以及配置效应，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产生 “Ｕ” 型非线性影响；异质性检验表明市场整合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在东部地区表现为正向线性关系，而在中西部和资源禀赋较低地区呈现 “Ｕ” 型非线性关系；门槛效应检验结果说明在金融发展、人力资本以及科技创新较高的条件下，市场整合才能更加显著的促进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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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服务支出提升了居民收入差距容忍度吗？ ∗ ———基于公共服务获得感的中介效应研究

李琦，倪志良

经济问题探索. 2021, 42(8): 3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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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基于中国收入差距大而居民收入差距容忍度高的反差现象，从公共服务支出的视角切入，利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ＣＧＳＳ２０１５）和宏观层面的匹配数据，使用ＢｉｎａｒｙＰｒｏｂｉｔ方法，分析公共服务支出在这种反差现象中对居民收入差距容忍度影响的内在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公共服务支出显著提升了居民收入差距容忍度，而各项公共服务支出对收入差距容忍度的影响不尽相同，基础教育支出、医疗卫生支出和住房保障支出显著提高了收入差距容忍度，而就业和社会保障支出对收入差距容忍度无显著影响，并对此进行稳健性和内生性检验，该结论仍成立；公共服务支出对收入差距容忍度的效应因地区差异而存在显著异质性。进一步研究表明，公共服务获得感在公共服务支出对收入差距容忍度的效应中发挥中介机制作用，公共服务支出对居民公共服务获得感具有正向影响，提升了收入差距容忍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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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创新的经济竞争力提升效应与实现机制研究

张海军ａ，岳华ａ，ｂ

经济问题探索. 2021, 42(8): 43-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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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引领经济增长是经济发展新格局的重要内容，提升科技创新水平对提高地区经济竞争力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文章在测算地区科技创新水平和地区经济竞争力指数的基础上，通过构建固定效应模型探讨了科技创新水平与经济竞争力提升之间的影响关系，并运用交互项回归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检验了全要素生产率和产业结构优化路径。研究发现：（１）科技创新对经济竞争力提升具有较强的直接和间接效应，存在全要素生产率和产业结构优化路径；（２）科技创新的经济竞争力提升效应存在显著的地区差异，总效应上体现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东部地区，故通过提升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的科技创新水平能显著地缩小地区经济竞争力差距，并提高整体竞争力水平。（３）地区的营商环境、工业化程度、实体经济发展水平等因素都会影响地区的经济竞争力。基于此论断，提出加大科创资金投入、进一步深化改革等针对性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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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发展、茶产业结构调整与民生效益的耦合协调效应分析———来自原产地的证据

成思思１，蒋智林２，王俊杰２

经济问题探索. 2021, 42(8): 55-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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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构建了金融支持、茶产业结构和民生效益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并基于普洱市金融支持、茶产业结构优化和民生效益的耦合协调发展状况进行了实证分析。２００９－２０１９年期间普洱市金融支持水平、茶产业结构水平得到不断发展，而由于在产业发展过程中存在资源配置不合理，总体来看，产业结构、民生效益滞后于金融支持水平。综合耦合度、协调度表明，普洱市产业结构、金融支持和民生效益处于中度耦合效应，在这期间，金融支持与普洱市茶产业结构的的升级有一定相互促进作用。普洱市在推进金融支持、茶产业结构和民生效益不断耦合升级发展过程中，金融效率，产业结构高级化和高效化，使得普洱市茶产业得到了快速的发展，带动普洱市茶产业进入到中度耦合阶段至高度耦合阶段的演化过程，然而在演化的过程中伴随着波动现象。在今后发展过程中，普洱市茶产业金融支持、产业结构和民生效益耦合模型应采取提高生产效率和创新机制推动产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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粤港澳大湾区信息基础设施对经济增长的空间溢出效应 ———基于空间计量和门槛效应的实证分析

赵培阳，鲁志国

经济问题探索. 2021, 42(8): 65-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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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新基建” 背景，从空间相关性和空间异质性两个视角，利用２００１－２０１８年粤港澳大湾区城市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信息基础设施对经济增长的空间溢出效应。研究发现：粤港澳大湾区各城市信息基础设施空间经济特征明显，信息基础设施及经济增长均呈现出空间集聚特征，主要表现为高高集聚和低低集聚的态势；粤港澳大湾区各城市的信息基础设施、经济增长均呈现出空间溢出效应，主要表现为 “中心－外围” 特征；粤港澳大湾区各城市基础设施对本地区经济增长产生正向空间溢出效应；粤港澳大湾区各城市信息基础设施发展存在空间竞争特征，周边城市信息基础设施对本地经济增长产生负向空间溢出效应。粤港澳大湾区信息基础设施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存在显著的人力资本水平单一门槛效应和经济开放程度的双重门槛效应：总体来看，双重门槛效应存在时，信息基础设施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呈现出了正 “Ｖ” 型态势；具体来看，当人力资本水平与经济开放程度低于门槛值时则信息基础设施对经济增长产生正向空间溢出效应，当人力资本水平与经济开放程度跨过门槛值后则信息基础设施对经济增长产生负向空间溢出效应。据此，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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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集聚对区域经济影响的空间效应研究

武耀华１，蒋勇２，付晓东３

经济问题探索. 2021, 42(8): 82-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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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集聚是当前金融发展的显著空间分布结构特征。文章以经典内生增长模型作为框架，用金融集聚因素和创新研发支出作为对全要素生产率的解释因子，就金融集聚对区域经济的空间效应展开实证研究。通过汇集全国２８５个地市１１年的ＧＤＰ、存贷款余额等基础数据，并采用 “永续盘存法（ＰＩＭ）” 计算各地的实际资本存量，得到计量面板数据。计量分析部分采用ＳＤＭ、ＳＥＭ等模型进行空间回归，为了克服模型的内生性问题，使用动态ＧＭＭ模型进行对比分析，测算金融集聚的空间溢出效应。研究结果发现金融集聚水平对当地和周边区域经济发展具有促进作用，但不同的金融资源集聚对区域经济的影响作用不尽相同。将全国分为四个区域开展空间计量，发现不同类型的金融集聚对于不同区域经济影响有所差别。金融集聚是影响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可以通过促进金融集聚带动本地区域经济增长，影响周边区域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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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汇储备、黄金储备和国际负债对人民币国际化的影响∗ ———基于ＶＡＲ模型的实证分析

王晓芳，杨永健

经济问题探索. 2021, 42(8): 94-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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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币国际化的发展对于我国的经济增长和金融安全具有重要的意义，外汇储备和黄金储备等因素在人民币国际化的过程中起着关键作用。本文运用ＶＡＲ模型就外汇储备、黄金储备等因素对于人民币国际化的影响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外汇储备的较大规模和适度增加对于人民币国际化的发展具有积极作用，对外汇储备实行一揽子的货币政策。黄金储备增加对于人民币国际化的发展在初期具有正向作用，后期由于其储备成本因素，对于人民币国际化的正向作用逐渐减弱，具有一定的负向作用，应注重减少其储备成本。国际负债对于人民币国际化的发展具有抑制作用，应维持较低的国际负债规模，谨防国际负债规模的过度扩大。汇率对于人民币国际化的发展在初期具有负向影响，后期对于人民币国际化的负向作用逐渐减弱，具有一定的正向作用，应不断完善汇率形成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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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结构经济学视角下金融结构对收入分配差距的门限效应检验

师俊国

经济问题探索. 2021, 42(8): 105-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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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２００１～２０１９年３１省的面板数据，采用面板门限回归分析方法，检验了我国金融结构对收入分配差距的门限效应。研究发现：（１）信贷在金融系统中比重的增加能够显著缓解我国整体的收入分配差距，但对缓解我国的城乡收入差距效果不显著；金融占比对基尼系数的影响为负，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为正；房地产部门占比对基尼系数产生了显著的正向影响，但对城乡收入差距产生了显著的负向影响；（２）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金融占比和房地产部门占比对整体收入分配差距的影响逐渐由抑制转为加剧；（３）随着金融内部结构偏离最优金融内部结构程度的增加，信贷在金融系统中占比的增加对我国整体收入分配差距的影响由加剧转为缩小；金融占比扩大城乡收入差距的效应逐步强化；房地产部门占比对收入分配差距促进的效应逐渐削弱；（４）随着金融占比偏离最优金融占比程度的增加，信贷在金融系统中占比的增加对整体收入分配差距的影响逐步由缩小转为促进，再由促进转为缩小；金融占比缩小整体收入分配差距的效应逐步增强；房地产部门占比对整体收入分配差距和城乡收入差距的效应逐步由促进转为抑制；（５）随着我国产业结构违背比较优势程度的增加，信贷在金融系统中占比的增加缩小整体收入分配差距的效应逐渐减弱。关键词：新结构经济学；产业结构；金融结构；收入分配差距；要素禀赋结构；经济发展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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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经济与中国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

程文先１，２，钱学锋２

经济问题探索. 2021, 42(8): 124-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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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构建 “双循环” 发展新格局背景下，数字经济的绿色价值日益突显，应重点关注数字经济对中国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机制。采用以ＤＤＦ模型为基础，构建Ｍａｌｍｑｕｉｓｔ－Ｌｕｅｎｂｅｒｇｅｒ生产率指数来测度中国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并以地区行业规模、制度环境为门槛变量构建门槛模型，以此分析数字经济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非线性化特征。数字经济可以从整体上显著提升中国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还存在以地区行业规模、制度环境为门槛变量的单一门槛效应，分别呈现出边际递增的非线性特点和Ｕ型关系及区域化差异特征。进一步稳健性检验发现，数字经济对中国工业ＧＴＦＰ具有不同分位数影响。在生态文明建设约束下，本文利用ＤＥＡ－ＳＢＭ模型将传统全要素生产率包含了相关的非期望产出，并利用ＧＭＬ生产率指数将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按区域进行分类测算。数字经济不仅可以赋能予传统工业企业，而且具有绿色价值，可以为中国后疫情时代实现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加快完成国家 “六稳六保” 目标总任务，成为构建国内国际 “双循环” 发展新格局的重要推动力。关键词：数字经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生态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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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制造业自主创新与全要素生产率的耦合协调性研究

武宵旭，韩永楠，葛鹏飞

经济问题探索. 2021, 42(8): 141-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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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自主创新和全要素生产率是中国制造业发展过程中面临的两个重要问题，但如何更好实现二者协调发展则有助于创新驱动战略在制造业中的落实。从系统论视角出发，利用耦合协调原理，测度了中国制造业自主创新与全要素生产率的耦合协调度，并对行业及地区层面的时间演变走势与差异性来源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 ①中国制造业自主创新与全要素生产率的耦合协调度总体较低，处于轻度失调至中度失调衰退型之间，即制造业自主创新对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较弱，全要素生产率也未给予自主创新足够的推动。 ②分行业看，技术密集型制造业自主创新与全要素生产率的耦合协调度大于资本和劳动密集型。分地区看，东部制造业自主创新与全要素生产率的耦合协调度大于中部和西部。 ③差异性结果显示，行业间的自主创新与全要素生产率耦合协调度差异在趋同，地区间的差异先缩小后扩大。本研究测度并分析的中国制造业自主创新与全要素生产率耦合协调度结论，有利于进一步深化选择性产业政策，更好实现二者关系的融合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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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政府行为对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机制研究 ———基于中国省级数据的分析

胥英伟１，胡东兰２，李勇坚３

经济问题探索. 2021, 42(8): 155-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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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服务业快速发展，政府行为在其发展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国内外研究中对地方政府行为进行量化并探究其对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影响的成果较为少见，已有成果中大多立足于生活性、生产性服务业等某一具体领域或旅游、科技等某一具体产业部门来探究地方政府行为对它们的影响作用，而着眼于地方政府行为与服务业整体全要素生产率关系的成果鲜见。本文突破已有成果在政府行为量化方法、研究领域、指标选取、实证方法等方面的局限性，以２００８－２０１８年中国３１个省级单位为样本，将服务业地方政府行为细化为７个二级分项指标及１９个三级分项指标，采用主成分分析方法将各分项指标进行整合，并用动态面板ＳＹＳ－ＧＭＭ估计方法对地方政府行为与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关系进行细致测算、分析，以期科学、深入地探究我国地方政府行为对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机制，并提出具有针对性、可操作性的政策建议，力求为我国中央以及各地方政府提供一个快速、高效发展服务业的可靠理论支撑与实践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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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参与全球中间品贸易网络的地位演进

王晴晴，孟勇，王涛

经济问题探索. 2021, 42(8): 169-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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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世界投入产出表构建全球中间品贸易矩阵，对全球中间品贸易的特征进行统计分析，并通过社会网络图、中心性以及核－边缘分析法跟踪研究全球中间品贸易网络中的地位变迁，通过凝聚子群划分结果跟踪全球中间品贸易的结构演变。研究表明： ①全球中间品贸易规模持续增加，中国的中间品贸易占全球比例在逐年增加，同时，中国中间品贸易依赖程度先增后减，最终低于美国，说明中国中间品贸易优势地位提升显著； ②欧盟在全球中间品贸易网络中始终占据核心地位，美国的中间品贸易影响力在缩小，中国的影响力在逐渐增强； ③全球中间品贸易可以分为４个子群，其中亚太地区群和发达国家群相对稳定，欧盟、美国和中国的子群结构在持续发生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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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循环背景下中国双向ＦＤＩ协调发展水平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基于ＰＶＡＲ模型的测度和动态面板模型的实证分析

邹志明，陈迅

经济问题探索. 2021, 42(8): 179-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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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 “引进来” 和 “走出去” 并重，构建ＩＦＤＩ和ＯＦＤＩ双向协调发展机制，是实现我国在更高水平上开放，国内国际双循环互相促进新发展格局的一个重要举措。本文基于２００３－２０１７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运用ＰＶＡＲ方法在验证ＩＦＤＩ和ＯＦＤＩ之间存在互动效应的基础之上，利用物理容量耦合系统模型测度了双向ＦＤＩ协调发展水平，并对影响双向ＦＤＩ协调发展水平的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中国省际双向ＦＤＩ之间存在显著的互动协调发展关系，且不同省份之间差异明显；中国双向ＦＤＩ协调发展水平整体呈现上升趋势，但总体上还处于较低水平阶段，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中国双向ＦＤＩ协调发展水平呈现明显的空间聚集现象，双向ＦＤＩ协调发展水平较高的省份集中分布在东部沿海地区，总体呈现 “东高西低，南高北低” 的布局，在我国存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双重不平衡发展现象。此外，中国省际双向ＦＤＩ协调发展水平存在滞后效应，技术创新对双向ＦＤＩ协调发展水平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同时也受制度质量、产业结构、研发投入、政府支持、经济发展水平、开放程度等因素的影响，且这些因素对中国省际双向ＦＤＩ协调发展水平的影响方向有所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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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 第42卷, 第8期　刊出日期：2021-08-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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