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问题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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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年龄结构、住房价格与土地财政的可持续性

成德宁１ａ，卢翊鸥１ｂ，２

经济问题探索. 2021, 42(7):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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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基于２０００－２０１８年我国３１个省市的住房价格数据、人口抚养比数据和财政赤字数据，采用中介效应模型，实证分析了人口年龄结构与住房价格、财政赤字之间的关系。实证分析结果表明：（１）人口总抚养比与财政赤字之间呈现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人口抚养比提高会扩大财政赤字，给土地财政可持续带来压力。（２）老年抚养比与住房价格之间具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而少儿抚养比与住房价格之间具有显著负相关关系。从长期来看，总人口抚养比与住房价格之间具有显著的负相关关系。这意味着随着我国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房价会受到抑制，而房价受到抑制后，土地财政可持续性问题将进一步突出。因此，地方政府要采取措施吸引年轻人口的流入，同时也要未雨绸缪，在人口红利还未消失之时，降低对土地财政的依赖，建立起可持续的财政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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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与区域经济均衡发展 ———基于新古典主义区域空间均衡理论

孙荣臻

经济问题探索. 2021, 42(7): 1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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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在协调发展、均衡发展等方面仍然具有很大的改善空间。运用方差分解法研究２０００年以来区域经济发展差距的来源及变化，发现：从区域看，东部地区经济发展平均水平最高，同时内部经济发展水平差距最大，东部地区贡献了主要的区域间和区域内差距；从整体看，我国地区间经济发展的绝对差距在持续扩大，但相对差距在缩小。在新古典主义区域空间均衡理论框架下，当生产要素可自由流动时，会使得区域间的生产效率趋同，推动经济发展达到绝对均衡。但现实中要素自由流动存在很多阻力，政府可有效疏解这些阻力。建议为：政府这只 “有形之手” 在制定区域经济发展政策时，应顺应市场这只 “无形之手”，通过改善落后地区的营商环境和放开发达地区的落户限制，促进资本和劳动要素双向流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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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协同创新对动态比较优势增进的影响研究———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中介效应分析

刘源，史桂芬

经济问题探索. 2021, 42(7): 20-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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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基于２００８－２０１６年中国３０个省（市）数据，通过构建理论模型，分析区域协同创新对区域动态比较优势存在的影响；在构建区域协同创新指标的基础上，实证分析区域协同创新对区域动态比较优势增进的影响及作用机制。基本结论为：区域协同创新对动态比较优势的影响呈现倒Ｕ型关系；人均资本存量与劳动力成本在区域协同创新对动态比较优势增进的影响中分别具有中介效应及遮掩效应。协同创新程度较高的地区，区域协同创新对动态比较优势增进作用不明显；协同创新程度较低地区，该促进效应较为显著。文章从创新驱动的角度出发，分析区域协同创新对动态比较优势增进的影响及作用机制，为地区制定创新政策，调整区域创新模式提供一定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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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集体经济研究的发展脉络及展望———基于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的可视化分析

吴映雪

经济问题探索. 2021, 42(7): 34-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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梳理农村集体经济相关研究脉络并预测其发展方向，能为建立现代农业经营体系和实现乡村振兴提供理论参考。运用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软件对２１世纪以来农村集体经济研究样本文献进行可视化分析，发现相关研究文献数量总体上呈明显的上升趋势；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乡村振兴、成员权、特别法人、产权制度改革是农村集体经济领域中研究基础最好以及热度持续性最强的议题；实现形式、成员资格、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农村集体经济审计等议题也具备一定的基础和热度。农村集体经济研究当前主要围绕土地制度、乡村治理、乡村振兴展开；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人、乡村治理、乡村振兴战略有望延续成为研究热点和前沿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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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乡融合发展的要素集聚效应及地区差异比较∗ ———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谭鑫１，曹洁２

经济问题探索. 2021, 42(7): 44-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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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用２００３－２０１８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通过分析发现我国城乡融合存在经济融合优于生活融合、东部优于中西部的特征，并运用系统ＧＭＭ估计方法和随机效应模型实证研究了劳动力、资本、技术要素集聚对城乡融合的影响。研究发现：首先，劳动力、资本和技术对城乡经济融合产生了正向集聚效应，且劳动力市场化在欠发达地区能够显著且持续的改善城乡收入差距、农业资本投入对经济融合的影响在欠发达地区具有前置性、农业现代化技术提高对经济融合的影响在欠发达地区较弱。其次，劳动力、资本和技术难以对城乡生活融合产生显著影响，只有农业资本投入增加能够在当期显著提升欠发达地区的城乡生活融合水平。实证结果表明各地区要结合自身发展实际更有针对性的实施城乡融合发展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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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量化宽松政策对我国宏观经济发展的双向影响研究∗ ———兼论中美货币政策 “背离” 下的政策选择

叶亚飞，石建勋

经济问题探索. 2021, 42(7): 53-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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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２００８年金融危机至今，美国已先后实施４次量化宽松（ＱＥ）政策，对我国宏观经济运行带来了不同影响。研究发现，美国ＱＥ实施会引发人民币升值、中国国内货币供给增加、中国物价水平波动、上证指数升高、资金使用成本下降等，整体上会对中国ＧＤＰ造成负向冲击。值得注意的是，在ＱＥ４政策力度和实施速度都空前的情况下，我国宏观经济受ＱＥ４的影响反而要小于ＱＥ３时期，甚至在某些领域的影响也小于ＱＥ２时期，充分表明我国已有能力摆脱美国ＱＥ政策的 “裹挟”，呈现更大的自主性与合理性。在当前中美货币政策 “背离” 情况下，我国需要合理搭配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调整经济发展战略激发国内市场潜力，扩大开放合作，完善宏观审慎监管，以更加适当灵活的政策应对复杂国际经济形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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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货币政策溢出效应中新兴国家资本管制的非线性影响分析∗ ———基于ＰＳＴＲ模型

刘凌１，张晶晶２

经济问题探索. 2021, 42(7): 62-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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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２０年全球新冠肺炎疫情扩散，美联储无限宽松货币，美元溢向全球，新兴市场国家如何避免国际资本大进大出影响国内经济是迫在眉睫的问题。本文以总量法衡量的资本管制程度作为转换变量建立非线性ＰＳＴＲ模型，发现资本管制对美国货币政策溢出效应存在非线性影响。资本管制严格的新兴国家土耳其、印度和中国的资本账户开放水平提高，其受美国货币政策溢出效应的影响变小；资本管制宽松的新兴国家如阿根廷、巴西、俄罗斯以及印尼随着资本账户开放水平提高，受到美国货币政策溢出效应的影响变大。建议我国对跨境资本渐进、有序地开放，防止美国货币政策溢出的负面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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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市场化对区域创新能力的非线性影响研究

张宝文１，王西２，韩磊３

经济问题探索. 2021, 42(7): 71-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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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省级面板数据，实证研究金融市场化对区域创新能力的影响效应。结果表明：首先，金融市场化对区域创新能力的影响存在Ｕ型关系。这揭示金融市场化达临界值后，才对区域创新能力产生 “挤入” 效应，否则造成 “挤出” 效应。其次，所有制结构异质性研究表明，国有经济比重高的地区囿于金融市场化的激励和非国有经济溢出效应导致Ｕ型关系的产生。最后，机制研究表明，金融市场化程度低的地区， “非国有经济发展渠道” 对区域创新能力产生正向效应；金融市场化程度高的地区，除 “非国有经济发展渠道” 以外， “政府干预渠道” 也对区域创新能力产生正向效应。提升区域创新能力需深入推进金融市场化改革，注重金融市场化改革与其他制度的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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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制造业参与ＧＶＣ的影响研究 ———基于互联网的调节作用

关乾伟，孙禄，王浩

经济问题探索. 2021, 42(7): 88-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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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互联网调节视角，使用世界投入产出表和互联网发展数据，考察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中国制造业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影响。结果发现：（１）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水平提高，降低了制造业全球价值链的参与程度，但提高了全球价值链的分工地位；（２）互联网发展提升了制造行业全球价值链的分工地位，但对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提升效应具有缓释作用。（３）异质性检验表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以及互联网发展在不同一体化水平、不同研发投入行业的效应呈现出显著差异；（４）进一步研究发现：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波动性的提高较其水平的提高具有更强的边际效应。因此，政策制定上应更加注重改革的步伐和频率、前后的一贯性，保持市场主体对政策预期的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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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集聚对绿色经济效率的作用机理与影响效应研究

马彦瑞，刘强

经济问题探索. 2021, 42(7): 101-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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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绿色经济，提高绿色经济效率是当今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主题。本文探讨了工业集聚对绿色经济效率的作用机理，运用超效率ＳＢＭ模型测算了中国２８５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绿色经济效率，同时从生产函数角度出发构建动态面板模型，实证考察了工业集聚对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效应；进一步采用中介效应模型就政府干预视角下工业集聚对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整体上，２００４－２０１８年中国绿色经济效率处于波动上升的态势，且沿海和内陆地区波动趋势与全国基本保持一致，但沿海高于内陆地区；从影响效应看，工业集聚对绿色经济效率具有促进作用，但这种促进效应并非持续有效呈倒 “Ｕ” 型的曲线关系；进一步研究发现，工业集聚除了直接对绿色经济效率发挥促进效应，还可以通过政府干预的途径来提升绿色经济效率。因此，绿色经济效率的提升，需要政府动态调整相关的产业政策，避免工业过度集聚所带来的拥挤效应，以此来推动绿色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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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集聚、房价上涨对产业结构升级的空间溢出效应

徐敬红１，２，廉东１，耿健伦１

经济问题探索. 2021, 42(7): 112-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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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２００４－２０１９年中国的省级面板数据，构建两种空间权重矩阵，通过空间杜宾模型检验金融集聚、房价上涨对产业结构升级的空间溢出效应。结果表明，金融集聚、房价上涨促进了本地区产业结构升级且存在空间溢出效应，但本地金融集聚、房价上涨抑制了周边地区产业结构升级。伴随房价上涨，金融聚集会弱化本地区产业结构升级的促进作用，增强对周边地区产业结构升级的抑制作用。与第三产业相比，金融集聚、房价上涨对第二产业影响及空间溢出效应更大。信息化水平的提高刺激了周边地区的产业结构调整，过多的政府干预阻碍了本地区和周边地区的产业结构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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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数字基础设施促进现代服务业虚拟集聚的路径研究

张青ａ，茹少峰ａ，ｂ

经济问题探索. 2021, 42(7): 123-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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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服务业虚拟集聚是新一代信息技术与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的新型组织形态，新型数字基础设施是现代服务业虚拟集聚新的运行载体和驱动引擎。本文基于ＴＯＥ框架，提出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影响现代服务业虚拟集聚的三类条件变量。并使用ｆｓ／ＱＣＡ方法对我国２９个省（市、自治区）新型数字基础设施促进现代服务业虚拟集聚程度进行组态分析。研究发现：（１）新型数字基础设施的单个技术、组织、环境因素仅构成现代服务业虚拟集聚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但三类因素的５种路径组合是现代服务业虚拟集聚的充分条件；５种路径中均包含技术因素且不同组态路径的省份大多集中在东部地区。（２）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在促进现代服务业细分行业虚拟集聚时，每条路径中都包含环境因素中的同侪竞争压力且不同组态路径的省份分布相对分散；（３）在２０１７年和２０１８年新型基础设施促进现代服务业虚拟集聚的路径中，均出现了环境因素中的公众外部需求为核心条件变量的３种路径，且这３种路径的省份均集中在东部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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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一体化、地方品质对产品质量的影响∗ ———引入质量的新经济地理学模型

薛领，张晓林，张天骄

经济问题探索. 2021, 42(7): 136-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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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高质量的好产品是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本文以自由企业家（ＦＥ）模型为基础，从生产和消费两方面引入产品质量因素，构建基于新经济地理学的产品质量模型（ＦＥ－Ｑ），讨论区域一体化与地方品质对于产品质量的影响。ＦＥ－Ｑ模型表明，运输成本和区域一体化是集聚力，地方品质是一种新的集聚力，但两者对产品质量的作用机制不同。当两地区存在地方品质差异时，区域一体化程度对于当地产品质量的影响存在两种可能：提升产品质量或不产生影响。如果两地区地方品质差异不大，运输成本是影响产业集聚的主因；当两地区地方品质差异较大时，地方品质成为影响产业集聚的主因，且地方品质越高，产品质量越好。另外，一个地区产品替代弹性的增加有助于提升产品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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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群空间结构的经济效率：理论与实证

于斌斌，郭东

经济问题探索. 2021, 42(7): 148-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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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理有序的空间结构是提升城市群经济效率的重要动力来源。本文构建了一个关于城市群空间结构与经济效率的理论分析框架，并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实证检验了城市群空间结构对经济效率的直接影响以及经济集聚、职能分工和知识溢出的调节效应。研究结果表明：与单中心城市结构相比，多中心城市结构更能有效地提高城市群经济效率。调节效应的估计结果显示，提高经济集聚程度可以有效缓解单中心城市结构带来的负面影响；深化城市功能分工，将有助于多中心城市结构和城市群经济效率之间形成良性的互动发展关系；而推动知识溢出将有利于强化多中心城市结构对经济效率的促进作用。进一步的异质性检验发现，城市群所包含城市的行政级别越高，城市群经济效率越低。在进行一系列的稳健性检验后，以上研究结论依然成立。因此，当前以增进城市群经济效率作为考量新型城镇化发展的目标，并推动构建多中心城市空间结构，是促进城市群高质量发展的有效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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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易开放、收入差距与区域创新能力

刘冠辰，乔志林，陈晨

经济问题探索. 2021, 42(7): 165-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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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中国２００１－２０１９年省际面板数据，首先就贸易开放、收入差距对区域创新能力的影响机制进行分析。在此基础上，建立以收入差距为门槛变量的门槛效应模型，就贸易开放对以创新产出、创新效率为主要衡量指标的区域创新能力的作用机制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贸易开放对区域创新产出存在单门槛效应，对区域创新效率则存在显著的双门槛效应，即当收入差距低于某一临界值时，贸易开放会促进区域创新能力提升；当收入差距高于某一临界值时，贸易开放将对区域创新能力提升产生抑制作用。稳健性检验证实了相关结论。进一步的研究表明，在既定收入差距下，进口贸易对区域创新效率的改善更为明显，而出口贸易则更有利于提高区域的创新产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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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 数字服务出口增加值、价值链地位及其决定因素∗ ———基于全球多区域投入产出模型的实证研究

张亚斌１，马莉莉１，刚翠翠２

经济问题探索. 2021, 42(7): 177-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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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基于ＷＩＯＤ数据库，采用全球多区域投入产出模型和实证计量模型，从全球价值链视角考察 “一带一路” 数字服务出口增加值、分工地位及其决定因素。结果表明：（１）各国数字服务出口国内和国外增加值的差异性非常显著，中国、德国和英国的出口增加值规模位列前三，印度的信息通信和英国的金融保险极具国际竞争优势。（２）商业服务的全球价值链参与度最高，信息服务最低；大多数国家出口国外增加值大于间接国内增加值，发达国家在分工中处于绝对优势，但中国和印度等部分发展中国家呈快速提升态势；中国数字服务贸易 “大而不强”，特别是信息通信和视听文娱部门亟待转型。（３）各国电信和信息服务的分工地位呈现先降后升态势；日本的电信和信息服务优势最为显著，印度次之。（４）垂直专业化、创新能力和互联网应用对分工地位均为正向影响，并且分别对商业服务、信息通信和视听文娱的影响最大；贸易渗透率具有显著负向效应，对发展中国家的影响更大；发展程度和人均ＧＤＰ的影响均为正向。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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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 第42卷, 第7期　刊出日期：2021-07-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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