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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 第42卷, 第11期 刊出日期:2021-1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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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综合论坛
  • 纪 尧, 周 圆, 樊凯欣
    经济问题探索. 2021, 42(11): 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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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研究中国研发创新的影响因素以及技术提升效果。 本文选择财政研发资助政策、 专利保护、 汇率、 货币政策为主要研究对象, 在内生增长 DSGE 模型框架下分析其对研发创新以及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 研究发现, 汇率政策无法有效促进研发, 在长期并不能有效提升技术进步, 货币政策对技术的影响呈现中性, 因而, 保持汇率和货币政策在合理水平上的基本稳定依然是重要的政策目标; 财政研发资助的提高有助于刺激短期经济和提高经济增长率, 但由于研发资助的提高引起了研发部门的拥挤效应, 降低了国内研发部门的研发效率, 因而从本文可以看到研发资助比例提高后, TFP 增长率和总产出增长率提高幅度有限;专利保护强度提高存在显著的研发促进和全要素生产率提升效果, 但是会对短期经济造成显著的负面效应。为了使专利保护政策在生产率促进方面发挥最好的效果, 降低其负面效应, 需要为其搭配适当的逆周期财政、 货币调控政策。
  • 张 承a, 彭新万a, 陈华脉b
    经济问题探索. 2021, 42(11): 15-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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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后, 缓解相对贫困是我国反贫困事业的重点内容。 基于收入维度先行剥夺的视角下依据福利维度的剥夺数量来判断相对贫困的类型, 并在修正 MPI 框架的基础上构建我国多维相对贫困指标体系,结合 2018 年 CFPS 数据运用 A - F、 logit 方法分析我国多维相对贫困状况及其驱动效应。 研究发现: (1) 我国多维相对贫困问题总体上比较突出, 但遭受极端剥夺的多维相对贫困情况较少, 农村多维相对贫困程度要略高于城镇。 受教育程度与医疗卫生维度为我国多维相对贫困的主要贡献因子。 (2) 八大经济区域的多维相对贫困程度、 各维度的贡献率各有差异, 存在较大的异质性, 经济欠发达区域更容易遭受多维度剥夺而陷入相对贫困之中。 (3) 我国以临界型、 脆弱型与一般型多维相对贫困为主体, 农村四种多维相对贫困类型家庭数量及人口占比均高于城镇家庭。 黄河区域、 西南区域、 东北区域、 西北区域与北部区域的家庭数量及人口占比较高。 (4) 户主、 家庭、 乡村 (社区) 与地区因素均对我国多维相对贫困有着不同程度的影响, 四种多维相对贫困类型以及城乡家庭的驱动效应存在明显差异。 为此, 我国缓解相对贫困应多维度进行政策干预,重视城乡、 区域之间的差异, 因地制宜、 因家庭制宜精准施策。
  • 产业经济
  • 李雪松, 龚晓倩
    经济问题探索. 2021, 42(11): 30-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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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分析得出产业链、 创新链在某一时点上可产生横向协同效应和纵向协同效应, 最终形成宏观的双螺旋融合闭环。 在双链协同发展对全要素生产率影响机制基础上, 通过构建产业链、 创新链协同度指标体系, 采用复合系统协同度模型和 SFA - Malmquist 指数法测度中国 31 个省市自治区 2006 - 2019 年的双链协同度和全要素生产率, 并利用 EGLS 和 GMM 两种模型分析双链协同度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 研究发现,当前全国产业链、 创新链协同度波动上升并存在 “由东向中部延伸” 的趋势, 双链协同度主要通过促进技术进步而对全要素生产率产生显著正向影响。 因此本文从建立区域产业合作机制、 推动企业自主创新和发挥政府政策引导作用三方面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为推动双链协同并促进地区全要素生产率提供理论支撑。
  • 许玉洁1, 刘曙光1,2, 王嘉奕1
    经济问题探索. 2021, 42(11): 45-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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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利用 2001—2019 年 RCEP 各国贸易数据对中国与伙伴国的制造业贸易规模、 竞争性和互补性进行分析, 通过 RCEP (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关税承诺表, 计算协定生效后各国农业、 矿业、 各类制造业的关税水平, 进而采用 GTAP 模拟 RCEP 协定对各国宏观经济和制造业发展的影响。 结果表明: 中国与 RCEP 伙伴国制造业贸易合作稳步发展, 贸易竞争性和互补性并存。 RCEP 生效可推动中国、 东盟、 韩国等成员国经贸增长, 加快居民福祉增速, 同时也会对俄罗斯、 印度、 加拿大带来一定负面冲击。 RCEP 生效将显著扩大伙伴国制造业贸易规模, 促进中国优势制造产业的进一步发展。 基于以上实证结果, 中国应积极利用 RCEP 中心和枢纽地位, 推动成员国之间分工协作并与欧美发达国家展开良性互动, 打造亚太地区制造业集聚区, 推动后疫情时代中国制造业产业链的稳定发展和价值链的延伸。
  • 程玉鸿, 程 驰
    经济问题探索. 2021, 42(11): 58-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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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通过构建计量模型, 采用工具变量 2SLS 方法, 分阶段、 分区域分析了城乡收入差距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 结果表明, 城乡收入差距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高度依赖于宏观经济所处发展阶段。 当经济发展处于供给约束阶段时, 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将随着就业结构的变动而显著地促进产业结构升级; 当处于需求约束阶段时, 则可能因造成消费结构断层而阻碍产业结构的升级。 区域异质性分析显示了逻辑一致性结论, 对于我国处于较高发展阶段 (需求约束) 的东中部地区, 城乡收入差距扩大将对产业结构升级产生明显的抑制效应, 而对于处在相对较低发展阶段 (供给约束) 的西部地区则呈现相反的结果。 这就需要我国在制定促进产业结构升级政策时, 不仅应考虑宏观经济整体上所处发展阶段, 还应充分关注区域发展的不平衡性, 配合以相宜的城乡收入分配政策, 为产业结构持续升级提供内生动力。
  • 劳动经济
  • 于 潇, 王琪汇
    经济问题探索. 2021, 42(11): 67-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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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验证集聚对人力资本效率的影响, 本文以教育人力资本收益度量人力资本效率, 按照人口集聚、 人才集聚将城市划分为低度集聚、 中度集聚、 高度集聚三档六类, 兼顾人才质量以大学数量与质量为参照, 进一步按人才集聚将城市划分为低水平人才集聚、 中水平人才集聚、 高水平人才集聚三档六类, 在人口流动背景下运用多种反事实分析方法测算不同类型城市人力资本效率。 研究结论: (1) 人口集聚、 人才集聚均能提升流动人口人力资本效率, 流动人口人力资本效率随着集聚程度的提高而有所提升。 (2) 相比人口中度集聚城市, 人口低度集聚城市依然拥有不低的人力资本效率, 可能是长期人口自由流动导致城市间人力资本效率差异的收敛。 (3) 人才集聚最有利于人力资本效率的发挥, 综合考虑人才数量与质量, 即在人才高度集聚城市中优先选择高水平人才集聚城市, 结合测算结果归纳出三个梯队。
  • 徐 瑾
    经济问题探索. 2021, 42(11): 8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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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我国地域广阔、 地区发展不平衡, 地区经济与人口指标的绝对数差异较大, 不宜直接进行比较分析。 为此, 本文以 1990—2020 年省级数据为基础, 选择了若干代表性的相对指标, 对全国三十一个省(直辖市、 自治区) 人口增长、 经济增长, 及其二者关系进行定量分析。 研究表明, 地区人口相对指标与地区经济相对指标之间具有密切的相关关系; 但在各地区之间的具体表现并不一致, 有的趋同有的不趋同。 进一步的因子分析结果显示, 人口因子得分与经济因子得分正负号相一致, 即人口增长与经济增长变动趋势比较同步的地区占全国半数以上; 对因子总得分作聚类分析, 结论相同。 同时结果也表明, 部分地区人口增长与经济增长的指标变动并不趋同, 不论是经济发达地区还是欠发达地区, 均存在不趋同现象。 因此有关人口与经济的关系问题, 不能一概而论。
  • 区域与城市经济
  • 昝 欣, 欧国立
    经济问题探索. 2021, 42(11): 91-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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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经济正处于转型升级和迈向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时期, 如何合理运用交通基础设施释放市场需求, 提升城市对外贸易动能, 加快贸易形式由传统比较优势向空间集聚优势转变, 对缩小城市间市场潜力水平差距, 促进市场经济一体化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为了评估交通基础设施对市场潜力的影响, 本文基于中国城市 2006 - 2018 年面板数据集, 在估计中国城市市场潜力水平的基础上, 使用门槛回归模型, 研究了交通基础设施在缓解市场潜力空间失衡方面的作用, 并分析产业集聚和创新水平的调节作用。 研究发现: 1) 交通基础设施能够有效缓解市场潜力空间失衡问题, 在缩小城市间市场潜力差距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 2) 产业多样化和专业化水平的提升, 均会促进交通基础设施对市场潜力空间错配的缓解效果, “激励” 拐点均存在; 3) 不同创新水平下, 城市内交通基础设施对市场潜力差距的影响为正, 且存在 “激励” 拐点, 城市间并不明显。 上述结论从更细粒度的城市角度, 剖析了交通基础设施在缓解市场潜力空间错配方面的积极作用, 为进一步推进城市间协调、 可持续发展, 缓解要素空间配置失衡提供了经验依据。
  • 李 婧, 张彩琴
    经济问题探索. 2021, 42(11): 107-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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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扩展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模型并建立了省际之间汇率差异的理论分析框架, 采用面板固定效应模型对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 研究结果表明, 2015 年以后, 各省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的异质性明显; 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可用于解释省际汇率差异, 假设各省贸易品一价定律成立, 各省贸易品部门与非贸易品部门生产率差异、 部门结构及劳动力跨部门流动程度等的不同导致贸易品和非贸易品的相对价格差异, 由此各省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表现出异质性。 劳动力的跨省迁移由于存在结构特征, 没有造成部门生产率的较大差异, 对汇率的影响不显著。 部门生产率差异对人民币有效汇率的影响存在门限效应, 劳动力跨部门流动程度越高, 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越明显, 非贸易品部门比重的提高也使得巴拉萨— 萨缪尔森效应更加明显。 进一步研究发现, 相对于贸易品部门生产率变化, 非贸易品部门生产率提升缓慢是部门生产率差异较大的主要原因。 本文的研究对各地区更好应对外部冲击和提高中国整体对外竞争力有一定参考价值。
  • 财政与金融
  • 金成晓a,b, 姜 旭b
    经济问题探索. 2021, 42(11): 122-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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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用主成分分析法得到经济高质量发展评价指标, 并利用 SV - TVP - FAVAR 模型对我国结构性货币政策的阶段变迁和政策效果进行测度, 考察其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支撑作用和政策特点。 研究发现,我国结构性货币政策的发展路径经历了五个阶段, 其功能由拓宽基础货币投放渠道逐渐向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过渡, 政策影响具有中长期特点, 且利率及信贷渠道是其对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产生影响的主要机制, 具备一定程度的市场化特点。 未来应从常态化发展、 整合政策框架、 提高政策效率、 加强与积极财政政策配合四个角度, 对结构性货币政策进行创新和优化, 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经济高质量发展营造良好的经济金融环境。
  • 王兆成
    经济问题探索. 2021, 42(11): 135-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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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基于 CCA 模型, 从理论和实证分析了杠杆率对系统性风险传染机制的影响。 研究结果表明杠杆率的攀升会导致国民经济各部门风险水平上升, 并且会通过股权与债权渠道助推系统性风险在国民经济部门间的传导。 具体来说: 一是债务杠杆的上升会推升系统性金融风险。 二是随着金融市场波动性的上升,同样程度的损失将会对各部门带来更大的冲击。 三是当债务杠杆率在宏观网络模型中由较高水平的部门向较低水平的部门进行转移时, 两个部门的宏观风险水平呈现出此消彼长的关系, 并且整个宏观金融网络会更加稳健。 四是增加非金融企业部门的股权融资能够提升宏观金融网络结构的稳定性。
  • 谢东江, 胡士华
    经济问题探索. 2021, 42(11): 150-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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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 在实体经济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本文基于中国 285 个地级市及以上城市 2003 - 2018 年的面板数据, 使用固定效应模型实证分析金融杠杆对绿色经济增长的影响, 并使用中介效应模型实证检验金融杠杆对绿色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 得出以下结论: (1) 金融杠杆总体上促进我国绿色经济增长。 (2) 金融杠杆通过优化产业结构和人力资本等机制促进我国绿色经济增长, 且产业结构和人力资本都具有部分中介效应, 其部分中介效应大小分别为 34􀆰 13% 和 8􀆰 35% 。 (3) 异质性分析表明, 金融杠杆对我国不同地区的绿色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异质性, 对东北地区的绿色经济增长没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对东部地区的促进作用最大, 中部次之, 西部最小; 金融杠杆对 64 个低碳试点城市的绿色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小于 221 个非低碳试点城市。 最后提出了持续优化产业结构, 助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和提高人力资本水平等政策建议。
  • 专题:一带一路
  • 周杰琦1, 夏南新2
    经济问题探索. 2021, 42(11): 164-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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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尽管投资便利化与中国企业蓬勃兴起的 “走出去” 是当前国际投资领域的热门议题, 但系统考察两者间关系的文献相对稀缺。 在构建体现 “一带一路” 倡议意涵的理论框架基础上, 利用二阶段引力模型, 检验沿线国家投资便利化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 (OFDI) 广度 (投资市场多元化) 和深度 (嵌入东道国市场程度) 的影响。 研究发现: (1) 样本期间沿线国家投资便利化的平均水平总体呈波动上升态势, 尽管各国投资便利化水平差距较大, 但近年来呈收敛趋势。 (2) 东道国投资便利化不仅能促进中国企业区位布局的市场多元化, 也提高了其嵌入当地市场的程度, 这种促进效应可通过政策沟通、 贸易畅通、 资金融通、 设施联通与民心相通实现。 (3) 异质性分析发现, 当东道国市场规模、 自然资源禀赋、 全要素生产率跨越门槛值及政治风险低于门槛值, 投资便利化的引资效果均趋强。 (4) 进一步研究发现, 中国 OFDI 广度对其创新绩效有正向促进作用, OFDI 深度的创新效应呈 “U 型” 变化, 因而投资便利化基于 OFDI 渠道最终有利于中国创新驱动发展。 本文有助于从投资便利化视角加强对中国 OFDI 动因的理解, 也对高质量共建 “一带一路” 有启示意义。
  • 姚晓阳, 方仕杰, 乐 为, 陈 蕊, 宋明顺
    经济问题探索. 2021, 42(11): 179-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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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带一路” 地跨亚欧大陆, 沿线国家在经济体量、 文化传统、 基本制度以及发展模式等方面表现出显著的异质性。 作为公认的全球治理公共物品, 标准是协同利益机制缺失问题的重要手段之一。 而如果各国采用和实施不同的标准、 技术法规和合格评定程序, 则可能会造成进出口贸易中不必要的障碍。 为分析标准对于出口贸易的影响, 本文首次构建了国家间标准距离指标, 刻画了 “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标准发展水平的差异。 利用 “一带一路” 沿线 45 个国家 2008 - 2019 年出口数据, 基于引力模型分析了标准距离对于国家出口贸易的影响。 最后对中国与 “一带一路” 国家之间的贸易潜力进行了测算。 结果表明: 标准距离对国家间出口表现出显著但非对称的影响。 在标准 “正向溢出” 情景下即出口国与进口国的标准距离为正时,标准距离越大, 出口国提供的产品或服务质量越高, 越促进出口。 在标准 “负向溢出” 情景下即出口国与进口国的标准距离为负时, 标准差距越大越抑制出口, 进而妨碍贸易。 此外, 地理摩擦的减弱以及国家制度优势的提高会进一步放大标准距离对出口的影响。 最后, 基于中国与 “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贸易潜力的测算,发现 “一带一路” 沿线多数国家贸易属于潜力巨大型和潜力开拓型。